高校作為基礎研究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是科技成果的“富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將其作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和科技強國建設的關鍵舉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在2024年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強化校企科研合作，讓更多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近年來，聚焦一直以來掣肘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不能轉”“不敢轉”“不會轉”等難題，教育主管部門、相關高校展開了一系列改革探索。越來越多有價值的成果不再“沉睡”，而是加速從實驗室走到生產線，“落地生金”。
清華大學戴瓊海院士團隊在實驗室進行科技攻關。資料圖片
指揮棒“轉向”，讓科研人員打開思路“積極轉”
走進清華大學成像與智能技術實驗室，一臺能夠“看穿大腦”的“超級顯微鏡”——RUSH3D吸引了記者的注意。一張書桌大小的實驗臺上，“身形輕盈”的RUSH3D穩穩佇立。在它的精準掃描下，一只“安靜觀影”的小老鼠成為焦點，科研人員正借助設備對其進行長時間三維全腦范圍的高速成像。一旁的電腦屏幕上，光點如璀璨星辰般躍動，17個小鼠腦區的神經元網絡脈絡清晰，宛如一幅精密的“神經地圖”鋪陳眼前。
不僅做“從0到1”的突破，更要通過產業化實現“從1到10再到100”的拓展——秉持著這樣的科研信條，近年來，清華大學戴瓊海團隊不僅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多篇高水平論文，還成立了國產自主先進顯微儀器公司，致力于研發和生產國產自主可控、具備國際領先性能的高端光學顯微鏡，取得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
“科技成果轉化的起點首先要有高價值、可轉化的成果，沒有高價值的成果，轉化工作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張耀天指出。
長久以來，“搞科研”還是“搞轉化”，是不少科研人員心中一道“互斥”的選擇題，也是困擾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一大堵點。不少高校科研人員將主要精力放在論文發表和獎項申報上，對成果轉化缺乏內在動力。
如何讓高校科研人員從“不想轉”到“積極轉”、從“順手做”到“我要干”？一些高校正在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人才工作評價機制，“指揮棒”的轉向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成績好不好，市場說了算”，在南昌大學食品學科，這是一條重要標準。“我們根據學科特點制定評價體系，把與企業合作作為重要評價指標。大的產業化成果可評教授，打破國家級課題限制。”該校食品科學與資源挖掘全國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熊濤介紹。
“真沒想到，搞轉化也能破格評職稱！”得益于陜西推出的技術轉移人才評價和職稱評定制度改革，在西安石油大學，科技成果轉化業績突出的電子工程學院教師嚴正國通過特殊評審評上了教授職稱。眼下，其團隊研發的VideoLog可視化測井技術填補了國內空白，正在多個油井實現應用。
“科技成果不再被鎖在柜子里，科學家的價值正在被重新認定——科學家不僅是知識的創造者和傳播者，更是產業的創新者和引領者。”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劉歡喜感慨。
職務成果賦權，讓科研人員邁開步子“放心轉”
初夏，漫步浙江大學各類創新基地，隨處可以與創新撞個滿懷——走進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院，“迎客”的是酷炫的Hello World機器人戰隊展演；在離學校不遠的石虎山機器人創新基地內，手拿遙控器的師生們正在訓練仿生腿足機器人上坡；邁入校友企業總部經濟園展廳，悠揚曼妙的鋼琴曲竟是由一個機器人通過翻飛的十指演奏而成……
是什么讓創新的力量如此勃發？浙大探索中，一條經驗至關重要：解開捆在科研人員身上的“細繩子”，讓“知產”變“資產”。
“過去審批手續太長，學校批準也要承擔很大風險，老師、管理部門都覺得很難，干脆不轉。”這是不少高校科研人員的心聲。記者了解到，此前高校科研人員任職期間的發明創造大多屬于職務科技成果，成果的使用權、轉讓權屬于單位而非個人。而職務科技成果在轉化過程中，如果定價低或轉化失敗，就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不敢轉”的顧慮普遍存在，常常“論文發了、專利有了，科研就到此為止了”。
如何破題？職務成果賦權改革成為關鍵。
“校企合作獲得了1+1>2的價值！”這是浙江大學物理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王震的真切感受。
2022年以來，浙江大學依托“賦部分所有權+作價入股”機制，將“一種超導量子計算和量子模擬的技術秘密”70%所有權賦予王震所在的科研團隊。團隊以該成果作價入股，獲得企業12%股權，學校留存的30%成果所有權則以“入門費+里程碑付費”方式獲得現金收益，實現了學校與科研團隊“現金+持股”的混合投資。
“科研人員將知識產權變為股份，獲得公司投票權和收益權。投資人打消了對知識產權權屬的顧慮，積極性都更高漲了！”深度“捆綁”后，校企瞄著關鍵項目合力攻堅，為構建一臺能在藥物發現、聚變能源、電池設計等有實際應用的實用量子計算機邁出了重要一步。“目前，企業已中標某單位千萬級訂單，最新估值也達到3億元左右，并完成兩輪數千萬融資。”王震興奮地說。
記者了解到，當前，“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建立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制度”等成為各地各高校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抓手。
“我們通過政策體系優化，切實賦予科研團隊更多的成果轉化自主權，幫助、服務科研團隊找到最合適的轉化方式。”北京科技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研究院院長張曉鋒介紹，該校出臺了一系列制度，讓他們帶著成果大膽闖，“目前，在新材料、智能制造、鋼鐵冶金等領域，我們通過作價投資等途徑培育24家科技型企業，總估值達到30億元。”
“賦權改革為國產稀釋制冷機打通了產業化之路。”合肥知冷低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安徽大學研究員王紹良也是受益者，“我們僅用了兩個月就完成了相關手續，成立了公司并開啟了產業化，目前公司獲得了數十套產品訂單，還接到了國內外60多家相關單位超過3億元的意向訂單。”
全鏈條護航，讓科研人員底氣十足“高效轉”
47位科技成果轉化專員，覆蓋全校所有理工院系，碩士及以上學歷占比超90%——這支來自技術轉移中心、孵化平臺、院系科研秘書、科研團隊成員以及第三方專業機構的隊伍，是華中師范大學精心打造的“技術經紀人”。
一直以來，“不會轉”是困擾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一大堵點。“科研人員覺得技術搞出來就大獲成功；但很多科技成果存在技術成熟度不高、應用場景不清晰、市場客戶群體不聚焦等問題，不少科研人員對產業鏈上下游、行業法律法規、商業運作等缺乏了解，科技和產業成功銜接難度非常大。”一位高校科研人員表示。
堵點如何解決？
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26.5%的高校院所成立了技術轉移機構，52.0%的高校院所建立了專職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人才隊伍，專職人員數量達1.79萬名。
高水平、專業化的人才隊伍是科技成果順利轉化的重要保障。曾經困擾不少高校科研人員的“概念驗證空白”“中試空白”等也正在成為改革突破口。
在校園搭建一座3D打印的橋，既可以供人通行，又可以驗證3D打印技術，進而改進材料和外觀設計；校園封閉路段，則可以成為“云控模擬車”的驗證空間……走進同濟大學，涵蓋綠色環保、人工智能、城市發展、高端制造、智能網聯等方向的23個“概念驗證”空間正幫助科研團隊邁出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初一步”。
“‘死亡之谷’，經常被用來形容原創技術和產業化之間的鴻溝。在成果轉化‘最初一公里’的概念驗證階段，由于高風險和不確定性，市場資源大都不愿進場。”同濟大學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杜豫川介紹，“通過選擇校園內風險可控的實地場景進行轉化驗證，校企對接不再是坐在實驗室看PPT，而是可以直觀看到科技成果在實際操作中的效果，有利于提高技術成熟度。同時，概念驗證中心還配套設立了概念驗證基金，在教育部專項資金引導下已經完成了第一輪資金募集，用于支持項目團隊研發和打造原型、樣機等，并驗證科技成果的商業化可行性，發現價值。”
還有更多配套保障機制在加速完善——
在上海交通大學，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一門式”在線服務系統讓科研人員盡享“轉化”便利。科研人員只需線上發起申請并提交材料，各相關部門就會及時辦理。學校每個月還有定期的線下成果轉化預審會，科研、人力資源、法務、財務、審計等學校各相關部門一站式協同會診，幫助科研人員出謀劃策、解決問題。
河海大學成立知識產權與科技成果轉化工作領導小組，統籌全校科技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管理工作，打通校內成果管理、成果轉化、財務處置、人事管理等關鍵環節，形成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科技成果轉化相融合的閉環管理機制。
去年，首個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落地江蘇，更是標志著教育部構建以區域中心為樞紐、以國家大學科技園為節點的新時期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的序幕正式拉開。
受訪專家同時指出，面對科技自立自強、產業鏈自主可控的要求，構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新格局還應更精準發力。
“當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的評價導向尚未形成統一標準，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匹配度有待提升，后續中試、熟化經費和平臺系統性支持亟須提升。”浙江大學副校長陳剛認為，未來須強化協同創新和系統性布局。要通過有組織成果轉化，加強高校與企業、政府、金融機構等多主體的創新合力；要優化科技成果轉化的全鏈條流程，促進學科交叉融合，形成有組織、有目標的科研體系；還要注重市場需求，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構建平臺化成果轉化體系。
“既懂技術又懂市場和管理的復合型人才依然稀缺。”張曉鋒同樣思考滿滿，“構建成果轉化服務梯隊，既要注重復合型成果轉化專業人才的培養，還要注重選拔科研梯隊的中青年教師作為兼職技術經理人，發揮其鏈接科研一線與成果轉化機構的作用，將科技成果轉化的抓手延伸至科技創新第一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