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經驗看，企業是自主創新的主體。100多年來，世界上對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的技術幾乎全部源自企業，發達國家80%的科研工作都是在大企業中完成。其中，中央實驗室的誕生曾風靡一時，增強了過去具備高級知識的人才和工業界的連接，并逐漸成為科技創新的中流砥柱。

不論是AT&T旗下的貝爾實驗室，還是施樂公司的PARC，都昭示了那個基礎研究推動社會進步的時代。彼時，中央研究院也往往成為大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護城河。

然而，時過境遷，隨著信息革命的發生，這一制度似乎也開始發生變化，中央實驗室開始走向落沒。新的創新正在走進我們的生活。

中央實驗室的誕生

彼時，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璀璨成果剛為英國帶來了面積龐大的殖民地、充沛的人力、原料和市場，但科學依然游離在生產之外。

但在德國，變化卻在悄然發生。柏林大學成立之初，便提倡獨立思考能力，提倡通過研究來獲取新的知識。柏林大學的倡議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于是，鼓勵新科學知識的生產，這一功能被前所未有地強調，并成為所有德國大學的通行標準。

在這樣的背景下，科教、科研在大學成體系的落地，并成為推進工業化的強有力工具。大學向科研傾斜，越來越多的大學科研人員接受臨時項目雇傭的邀請，而這直接催生了企業自建實驗室的新制度。

專利制度的進化進一步加速了護城河的建造。1877年，德國政府規定，一個企業如果生產出某種染料，只會保護特定的生產工藝，但別的企業總有其他方法創造出同樣的東西并申請新的專利。因此，糾紛的發生再所難免。這大大加劇了企業間的競爭。

為了維持競爭壁壘，商業巨頭們發現，建立成建制的中央實驗室已成為必須，世界范圍內中央實驗室的風靡就此展開。

當然，即便對于巨頭來說，中央實驗室也是一項奢侈的開支：昂貴的科研設備、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屢見不鮮的失敗。而企業之所以愿意承擔這樣高昂的成本，是因為中央實驗室內嵌于整個工業體系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央實驗室內嵌于一個個巨型企業之間，從事基礎性和應用性兩方面的研究，產生自己的產品創意，然后交由公司推出產品或服務，最終企業獲得巨大的利潤，再從中抽出部分驅動新一輪的研究。

以杜邦中央實驗室為例，位居美國的杜邦公司，靠著黑火藥，大發軍火橫財。然而，杜邦從一開始單一的黑色火藥廠，最后發展成為有2000多個品種的制造業帝國。除了它自身出色的管理能力之外，杜邦實驗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杜邦真正有現代意義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57年。此時，杜邦公司化學事業部的研究組織改名中央研究部，開始了杜邦最重要的科研組織的歷史，它也成為致力于基礎科學的最重要的工業實驗室之一。杜邦中央研究院以一種成熟的領先者心態，徹底地確定了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承諾。5000萬美元的撥款，大氣而任性。

杜邦中央研究院產生了一系列的科學創新，從而為整個杜邦公司的許多不同業務做出了貢獻。對位芳綸，就是在這個背景產生的。它的重量比強度是鋼的六倍。在中央研究院的專利申請之后，杜邦隨后投資了5億美元，研發其產業化技術。

15年后，杜邦終于成功開發出防彈衣、防彈頭盔等軍用裝備，而消防員防火服裝，也是由此而生。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基礎研究，與車間制造技術的完美結合。

此外，AT&T旗下的貝爾實驗室和施樂公司的PARC都曾是推動了人類巨大進步的實驗室。貝爾實驗室1925年成立以來，發明眾多，獲得27000多項專利，平均每個工作日4項，還斬獲8個諾貝爾獎，這甚至比大多數國家的得獎次數都多。

施樂公司的PARC則是許多現代計算機技術的誕生地，包括個人電腦、激光打印機、鼠標、圖形用戶界面、圖標和下拉菜單等。

可以說，中央實驗室的誕生，打破了學界與工業屆的隔閡，進一步推動了工業的發展。

中央實驗室幕布降落

然而，堪稱推動了人類巨大進步的中央實驗室，結局卻往往令人感嘆甚至唏噓。

1996年，貝爾實驗室被劃歸朗訊科技。2008年，在多年虧損以后，朗訊科技決定出售貝爾實驗室大樓。2009年7月，杜邦馬歇爾實驗室被關閉。

而施樂的PARC，則在漫不經心地錯過整個信息革命以后，無可挽回地從行業領導者變成了重多企業中的一員。至今，施樂也只是勉強在復印機、打印機等領域還有一些市場份額。可以說，以中心實驗室為護城河的時代，帷幕已經滑落。

中心實驗室的落幕從英特爾的成立開始。1968年，摩爾與諾伊斯合伙創建了英特爾。為了推進摩爾定律，保證新技術在生產中的快速推廣，英特爾在建立了迥異于中央實驗室的發明制度：

首先，中央實驗室被取消。摩爾甚至不設立單獨的研發部門，而是直接開設一個用于實驗的制造產線部門。每當技術達到成熟之際，便轉移擴散。換言之，英特爾公司中的新發明，都將有機會在產線上施展用武之地，直到證明其市場潛力。

如果說是英特爾率先革了中央實驗室的命，那么蘋果公司從施樂帕克那里“盜取”了中央實驗室的“棄子”圖形系統，發起了一場個人PC革命則進一步加速了對中央實驗室制度的瓦解。

在中央實驗室制度下，研究員們可以自己打造生產工具，肆意發揮他們的創造性。封閉式的中央實驗室誕生了大量很有價值的發明，卻也造成了更多的浪費。過去，施樂的研究人員就曾自己開發編程語言和顯示器，造出了一臺上萬美元的電腦，而光一個鼠標就價值三百美元。

直到有一天，喬布斯在參觀施樂實驗室的時候，第一次看到了圖形用戶界面和鼠標，在付給施樂少量的專利費用后，喬布斯挖走了這個中央實驗的研究員，并指示外包的設計公司，要求鼠標成本降低到15美元，三個按鈕減少到一個按鈕。

此外，蘋果公司相當程度上簡化了施樂帕克的圖形界面，讓它變得可以直接操縱。喬布斯“偷走”的圖形用戶界面和鼠標，最終成就了麥金塔電腦，并發起了一場震撼世界的PC革命。蘋果和微軟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標志著中央實驗室制度的衰落。

中央實驗室制度威力不再，一方面，與企業的生存狀況緊密相關。貝爾實驗室也好，施樂公司也好，彼時，他們不計回報、大手筆地投入基礎科學研究，源于它們自身在市場中的巨頭地位。

然而，到了IBM、英特爾這一代公司，雖然他們也是市場中的巨頭，卻因為技術演變的速度大大加快，地位并不穩固。即便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也總認為：“微軟距離破產，永遠只有18個月。”科技的日新月異，讓今天的巨頭，不管規模多大，都無法擺脫競爭中的危機感。

另一方面，技術研發遵從有效性，中央實驗室曾對科學家的研究毫無要求，且自由創造，但硬幣總有另一面，這樣做的結果是，公司對科學家的成果也沒多大興趣，施樂并沒有努力將這些新知識轉化成生產力，幾乎就把它當成了公益事業。這也就造成了資金和知識的雙重浪費。

時代拋下任何一個人的時候，連一句再見都不會說。世界永遠在變化，創新的制度也經歷著不斷更迭。從中央實驗室到如今的開放式創新，創新機制也不斷革新著創新動力，中央實驗室曾輝映了一整個基礎研究的銀河時代。但現在，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開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圖。而中國制造創新的體系，還尚待重新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