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教育部科技委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劉忠范對學風問題尤為關注。談及11日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劉忠范直言，說明國家已經認識到了學風問題的嚴重性。

《意見》指出，要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出發點是好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落實，現有問題如何破解。”劉忠范說。

優化“指揮棒”模式 讓科研回歸學術

在劉忠范看來，學風問題很復雜，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內因就是科研人員本身，對科學精神認識存在欠缺，外因則是學術共同體的影響，即群體學風不好，各種小圈子，項目和頭銜帽子評審時的各種打招呼、托關系等。

“而這種急功近利，某種程度上講，與當前的評價體系有關，過度、過急的學術評價，不利于營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劉忠范說，以愛因斯坦為例，其廣義相對論研究了8年，這8年內任何一個時間點或者做出來后立刻去評價，都絲毫沒有意義。

確實，同濟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院教授張輪也認為，學術界一定要遠離急功近利，要消除“急功”。

從宏觀層面來說，需要改革和優化現有“指揮棒”模式，拓寬科技成果評估的時間和空間尺度。對待科技成果的評估范圍越小、時間尺度越短，越容易導致“短視”或者“近視”，科學、技術、工程難題的破解往往需要日積月累、甚至世世代代的努力，著急不得。

從微觀層面來說，需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科研人員和成果進行多元評價，回歸科學成果價值的本源。簡單量化評價的結果使得科研工作者舍本求末，將科研變成追名逐利的工具。從這個角度講，國外高校的“長聘軌”制度值得借鑒，可以讓科研人員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去思考創新的“詩和遠方”，而不是為了既得利益等“眼前的茍且”而疲于奔命。

“再就是要避免‘近利’，可采用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科研經費的使用和個人收入無關，健全法律、財務制度，杜絕通過科研經費‘尋租’和一些隱性的評審評估的‘利益輸送’。”張輪說，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連科學研究基金的申請人和基金管理者的私下約會都是有申報制度的。

“歸根結底，一定要讓學術回歸學術，其實，真正的同行很了解一個人的學術水準，不必看他發表多少論文，發在什么刊物上。”劉忠范說。

建立誠信體系 讓學術造假者身敗名裂

科研誠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近年來，論文被撤稿等事件，折射出我國科技界存在浮夸浮躁甚至弄虛作假等不正之風。

對此，《意見》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堅守誠信底線，高等學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等要把教育引導和制度約束結合起來，主動發現、嚴肅查處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行為，并視情節追回責任人所獲利益，按程序記入科研誠信嚴重失信行為數據庫，實行“零容忍”，在晉升使用、表彰獎勵、參與項目等方面“一票否決”。

“確實應該如此，要在科技界建立誠信體系，制定紅線，一旦跨越紅線，出現學術造假問題，就永遠也申請不到項目。真正的科學家是很顧及學術生命的，對他們來講，信任是最大的壓力。因此，建立學術誠信體系特別重要。此外，要加大懲罰力度，讓學術造假者身敗名裂。”劉忠范說。

劉忠范早年曾在日本留學，據他介紹，在日本，學術不端的代價非常慘重。2014年，小保方晴子學術造假，丟了自己的職業，導師因此自殺，所在的研究所所長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半年后也辭職。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古生物學家徐星也表示，科研院所的本位主義致使學風問題每況愈下。懲罰相關人員雖然有助于端正學風，但會損害本單位的利益，這讓相關單位大多會采取大事化小的策略。希望如《意見》所言，全社會對學術不端一致采取零容忍態度。同時，還要加強對青少年學生的教育，讓他們從小養成實事求是的習慣，才能逐步消除這些現象。

張輪也認為，只有自覺地熱愛科研和維護科研探索的環境，才是可持續的、也是成本最小的路徑。對科學精神和科學倫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說，我們是缺乏的，需要從小做起。

劉忠范強調，學術生態建設是個系統工程，需要下氣力，更需要耐心。需要沉下心來，慢慢培育，靜等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