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做了二十年以上的民營企業，他們現在的心理狀態除了有豐富的聯想情感以外，更重要的是一顆破碎的心。這二十多年來，這些民營企業大部分是家破人未亡、妻離子不散、苦大沒有仇。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折騰，他們現在的心理狀態就是：不能相信什么，也不能信任什么；不能不相信未來、也不能不相信歷史，基本上屬于非常矛盾的混合體。對于所有的過往留下的記憶，其實美好的也不是很多；對于未來，他們仍然有憧憬，但是已經打了折扣。

他們最羨慕的就是教父柳傳志的故事。那是一個完美的故事：從體制內出來做生意，赤手空拳創業，四十多歲開始創業到企業做到全球最領先，然后最后控股公司上市；家庭和睦、子女也很有出息，在商業的江湖上開始攪動起另外一片天空；人生很完美、朋友非常多，沒有敵人。我發自內心地說，我認識他二十多年，他的結局算是非常完美的。

那個年代的民營企業都在想著怎么有個好的結局。就像習總前兩天說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件事開始很容易，有好的結局不容易。你看在商業上，辜振甫一生追求一件事，就是下臺的時候轉身要優雅，可惜最后也沒能如愿。所以對老民營企業家來說，最后的考驗是收場，而不是開場。大家看媒體上的相關新聞，要么就是賣了，要么就是轉型，要么就是退休，要么就是收購，總之都是和退場有關系。

那么退場以后做什么？每個人就開始規劃如何為自己活，因為在做企業的時候，他們都是在為股東、為社會、為員工，常常很被動。我不知道大家有沒看過一個廣告，說“老板不哭”。李總理也很同情老板，他說，當你們在領工資的時候，你們的老板可能正含著淚在貸款協議上簽字，借錢發工資。

所以王石總說要“換個活法”。“換個活法”的意思是怎么讓你的人生更豐滿，開拓你人生新的事業天地。王石他們的想法是70歲以后去阿拉善的沙漠上駐地。這就是換一種活法，與錢無關，只關乎自己的夢想和情懷、自己的身體健康。

今天我們要緬懷那些三十年來為民營事業的發展犧牲的朋友。民營企業有很多“兩院院士”，一進法院、二進醫院。我們時常想起他們為什么會犧牲，除了他們自己不注意身體，更多的是因為其他的社會原因、制度原因、體制原因。

可是為什么會這樣呢？他們本來也該坐在車里，但是卻只能在“彼岸”休息。我們對這些民營企業除了緬懷，還要反思一下他們的死因。因此我們總結出他們的死因，大體上屬于三種：

死法一：政商關系

由此造成的死亡率是第一位的，特別是那些規模大、影響力比較大的企業。當年關于馬云創辦的湖畔大學到底上什么課，他本人提了一個建議，大家都很贊成，就是研究民營企業的死亡。把死亡研究清楚了，剩下的都是光輝的前程。而其中被研究最多的就是政商關系。做企業的首先把政商關系這種死亡陷阱避開了，就至少能多活五年。

政商關系導致的死亡率為什么這么高呢？因為我們現在正處于社會轉型的時代，市場經濟正在由一個野蠻生長的狀態進入到一個法制秩序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磕磕碰碰在所難免，能夠做到善終的、毫發無損的人太少了。

比如說任志強，曾經因為投機倒把罪被關了一年，因為當時只要你賣的東西不是自己生產的，從甲地賣到乙地還加價的，就都是投機倒把。今天大家無法理解，因為這些現象太多了，可當時這會被定罪，這就叫“制度性摩擦”。后來法律變了，他就出來了。

當時民營企業的制度上有很多“口袋罪”，像抽逃資本、非法經營、集資等等，所以三十年來民營企業的死亡最多的就是這種制度沖突造成的。

我們分析政商關系，它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

1. 企業經營與外部體制環境的關系

這一點上面分析過了。

2. 你的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的關系

這個關系比較不樂觀，因為國有資本有幾個屬性，一個是超經濟特權，不能流失，在國有資本上，有意識形態的神圣性和政權的強制性保護，所以它有不同于普通資本的特殊屬性，在財務審計上、人事管理上、利益分配上，統統都有一套和民營資本完全不同的游戲規則。

另外，國有資本沒有人格化。我們常說苦大沒有仇，就是因為常常不知道該找誰。如果資本的地位不平等，那么混合經濟對民營企業來說就是一個特別大的挑戰。如果這種混合經濟想成功，那么國有資本的屬性就應該和民營資本一致，應該淡化它的意識形態特征，淡化它的超經濟特權，使它回歸于普通資本，這樣才有可能把它混合好。

3. 企業家和政治家的關系

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可以叫政治家，大大小小的老板也都被叫做企業家，政商關系就演化成領導和老板的關系。那么這種關系應該怎么處呢？《論語》里面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其實就是在說，關系太近或太遠都不行。

如果上面這三方面的關系處理不好，在治理結構上就會體現出一個特點，那就是資本的權力過于集中，一個人完全說了算，這樣的公司出問題的概率高。如果是透明的上市公司，死亡的概率反而不會太高。治理結構非常重要，在治理結構上適當地改善、增加透明度，再加上你自己的自律，同時處理好和外部的法律關系，這樣的企業就可以避免這一類的死亡。

死法二：集資

民營企業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資源尤其是資本的資源非常短缺。因為國有經濟占了大部分的信貸資源，所以民間資本沒有來路，于是就出現了集資。

民間資本獲得資源有以下三種形式：

1. 靠權力杠桿來配置資源

這種人不集資，他們的行為方式是詭異、低調和貪婪。這一類民營企業家配置資源的效益特別高，能量也相當大。

2. 用市場的方法配置資源

比如我們的上市公司，這一類民營企業家比較中調，甚至是高調，他們愿意和媒體溝通，也不用集資。

3. 靠地緣、親緣和血緣關系集資

真正在集資上死掉的大部分是草根民營企業家。他們不懂發行股票，只能靠地緣、親緣和血緣關系集資。這種集資方法非常粗糙和簡單，也忽視了基本的法律約定。如果你沒有配置資源的特權，又沒有市場配置資源的經驗、知識和能力，就只好走民間的集資路線，那么當法律過于嚴苛的時候，就容易出狀況，被冤死或者誤傷，于是走向彼岸。

死法三：商業競爭

前兩種死亡是有中國特色的死亡，而這種死亡是正常的死亡。微小企業的這種死亡率特別高，存活五年以上的企業不到7%，十年以上的企業不到2%，存活率可以說非常低。

我們希望后面的企業家能避免前兩種死法，但對于第三種死亡我們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在每個制度下它都可能死。我們研究先烈們的死亡規律，發現越大的企業越死于政商關系，中等企業多死于集資，而微小企業則往往死于商業競爭。當我們從他們的安息地前走過的時候，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夠避免死亡。

這個車隊如果繼續往前走，我們會發現車上幸存的大體上是三類民營企業家：第一類是純草根的民營企業家，他們很能干，是非常有力量的賺錢機器；第二類是紅頂商人，又做民營企業，又在政協人大有頭銜；第三類是徹底市場化的民營企業家，比如現在的互聯網公司、科技公司，他們就做產品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