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滿心沮喪，在心里劃了一個“票房”預期：6000萬。然而，當他在門口遇到充滿期待的導演，嘴中蹦出的話卻是——“這部片子，我給你盡力做一億五到兩億以上。”最后《富春》的總票房3.1億，讓所有人大跌眼鏡。

    “有時候，營銷是可以改變一部電影命運的。”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朱瑋杰是這個正在崛起的行業中的典型代表——年輕(通常是80后)、媒體人出身，原來經常出入各大電影發布會場所，擁有豐富的媒體和娛樂資源。這類公司還包括策劃了《失戀33天》營銷的影行天下、引爆《致青春》的麥特文化等，隨著近年來一系列以營銷取勝的中小成本類型片的崛起，它們正從幕后的“無名英雄”漸漸浮出水面。

    業內人士透露，已經有兩家電影營銷公司拿到了千萬級的A輪融資，分別是無限自在和劇角映畫。浙報傳媒旗下“傳媒夢工廠”投資總監呂子睿則對《中國企業家》表示，電影營銷可能是下一個風投會高度關注的行業，也是目前電影行業最容易讓資本進入的機會。

    營銷在電影整個產業鏈中到底扮演多大的角色？據藝恩咨詢統計，2012年中國影視公司電影營銷費用總投入達到24億元，同比增長20%，預計今年電影營銷市場規模將達到28億元。但這跟好萊塢比起來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好萊塢通常一部電影的宣傳營銷費用占據制作費的10%到20%，而中國在短短幾年前還沒有“電影營銷”的概念，這部分的預算通常不會超過制作費用的5%。這意味著，相對于好萊塢業已成熟和完善的整套電影宣傳和營銷體系，中國的電影營銷行業實際上是一個藍海產業。

    朱瑋杰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成功運作了《富春山居圖》。關于這個案例的爭議一直不斷，甚至有人質疑“爛片營銷”這種“刷下限”的方式將搞垮中國剛剛起步的電影工業。朱瑋杰卻認為自己只是在忠實地扮演電影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接手《富春山居圖》的整個宣傳營銷策劃案后，朱瑋杰首先分析了歷史數據。他發現男主角劉德華的另一部類似題材的《未來警察》票房只有6000萬，“《未來警察》還是有劇本的，你憑什么賣出高于6000萬的票房？”為了“逆轉”有可能慘淡收場的票房，朱瑋杰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改定位，將《富春》從“超感官炫酷迷情大片”改成“中國版的《碟中諜》或者《007》系列”特工片，簡化關鍵詞，“劉德華就是中國的湯姆·克魯斯，林志玲就是中國版的邦女郎，強化概念。”

    第二步是渠道下沉。《富春》上映前，朱瑋杰做了大量的數據搜集，通過微博、百度指數調研，并結合藝人影響力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將推廣重心下沉到二三線城市。

    “當我們發現一線城市的口碑指數高臺跳水時，就基本上放棄了一線。”劉德華甚至沒有去廣州而是去了成都，朱瑋杰將所有的宣傳策略都向二三線城市傾斜，因為二三線城市觀眾并不依賴微博或者時光豆瓣，當地報紙報道說這個片有明星，豪華陣容，基本就到了影院。后來的數據顯示“下沉”策略是成功的，當一線城市票房急降時，二三線城市保證了穩定的票房。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所謂的“負面營銷”。因為事先看過了全片，朱瑋杰知道這部片子不可能做“口碑”營銷。《富春》首映的當天晚上，朱瑋杰坐在公司樓下刷微博，越刷心情越差，“網上幾乎是一片排山倒海的差評”，但得益于48%的首日排片率，第二天首映數字出來，“4600萬”，朱瑋杰松了一口氣，但他很快意識到，接下來就要做第二步了。

    朱瑋杰事先在微博上找了“留幾手”等微博大V，將準備好的“吐槽式影評”發出來，影片的所有硬傷鏡頭都用“吐槽式“和“笑點”重新包裝，朱瑋杰發現這招很快起了效果，在《富春》上映的那幾天，有關《富春》的“吐槽式影評”大概有幾十萬條，除了他用于微博營銷的影評，其它全部是網友自發的“吐槽”，“吐槽《富春》”事件很快便變成了微博上的“熱點話題”，《富春山居圖》上映四天票房破兩億，朱瑋杰的“逆向營銷”是一個重要因素。

    《富春》破2億只用了四天，之后的十幾天票房加起來才九千多萬，因此朱瑋杰認為所謂的“逆向營銷”最多只能延緩影片的“衰老”，影片前期的營銷策略更重要。比如《富春》上映前，朱瑋杰堅持不讓片方給媒體看完全片，只放了半個小時的剪輯版，保證了在上映前沒有媒體的“惡評”，并堅持做大量的明星發布會，正是這些營銷策略保證了第一天48%的排片率，否則微博不可能有幾十萬條的負面評論，“逆向營銷”根本無從做起。

    但將一部“爛片”做到如此高的票房，朱瑋杰并沒有多少成功喜悅，反而有強烈的負罪感，甚至有一次公司同事還跟他辯論，“我們到底算不算賣假藥的？”后來朱瑋杰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就算是罪大惡極的罪犯，也需要一個辯護律師吧？”

    靠著《富春山居圖》的營銷聲名鵲起后，朱瑋杰手中拿到的項目已經排到今年年底，但他的煩惱也跟所有現階段的電影營銷公司一樣：跟成熟市場的好萊塢不同，中國電影所謂的“工業化”才剛剛起步，無序和混亂是行業的常態，而且電影營銷公司最苦惱的是，電影在劇本拍攝制作環節的問題，決定了電影基本的命運，但很多投資人或者制片人，最后會指望電影營銷改變一切。

    “像《富春》這樣的影片，只要多花80萬到100萬買一個劇本，可能票房就能多收3億。”朱瑋杰事后總結，但痛苦的是，這恰恰是一個電影營銷公司沒辦法改變的。

    從《失戀33天》、《泰囧》開始，進行線上推廣逐漸成為電影營銷中的“標準配置”。電影營銷的門檻也隨著新媒體營銷的興起而降低，但并不意味著電影營銷公司可以靠幾個博人眼球的“炒作”和社會化營銷案例迅速長大，“實際上，這個行業進入很容易，但做大很難。”

    策劃了《失戀33天》推廣方案的張文伯曾經創辦了行業內最早的營銷宣傳公司“影行天下”，但他發現這類公司始終面臨著難以做大的規模瓶頸，因此他放棄創業而擔任了新麗傳媒的副總裁。

    “影視新媒體營銷橫跨了廣告、公關、IT、媒體、影視、營銷等六個領域，對人才的復合能力要求極高，甚至現在還要開始研究大數據和算法，否則就很快落伍了。”剛剛宣布拿到同創偉業千萬級別融資的劇角映畫負責人梁巍對《中國企業家》表示，拿到投資是電影營銷公司的一個標志性事件，這意味著電影營銷公司開始走向一個分水嶺：有資本做后盾的公司將會迅速走向專業和細分化，并加速行業內的兼并整合。

    對眾多電影營銷公司來說，最大的壓力也許是，自身都是小公司，營收規模和利潤都不高，只是占據了產業鏈的某一環節，且成功難以復制。

    最近，梁巍正在做韓寒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一座城池》的推廣，他花了很大力氣做了網上的熱點話題和微博推廣，甚至在上映前做到了百度指數三萬五千點，這個指數甚至超越了《致青春》上映前的指數，但上映三天票房才410萬，這個數字對于曾經成功運營過《讓子彈飛》線上營銷的梁巍來說，不能不感到沮喪。

    對此，同行朱瑋杰的解釋是，電影題材小眾，韓寒又不能像郭敬明那樣賣力吆喝，所以常規的新媒體推廣并不能改變影片的命運。

    “未來顛覆電影行業的，肯定是懂電影的互聯網公司，甚至是做大數據的公司，因為90后就是生長在互聯網的一代。”梁巍對《中國企業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