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來的教育該是什么樣？未來的社會需要怎樣的人才？日前，2018新華網教育論壇主題聚焦“解鎖未來”，邀請教育界專家學者、高校、中小學及教育行業知名人士匯聚一堂進行智慧碰撞，共同探討未來教育發展趨勢。

“解鎖未來，媒體是瞭望者，主管部門是政策制定者，高校是探索者、實施者。”在論壇現場，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希勤在題為《關于中國特色現代大學的思考》主題演講中，從五個方面談了自己對中國特色現代大學的思考。他認為，“中國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要去探索，這就是解鎖未來的路徑所在。”

“知識”呈現爆炸增長趨勢 研究型大學的組織模式需要改變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1918年的開學典禮演講詞中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一直以來，大學是因為高深的知識而存在這一觀點被普遍接受，因此，研究大學的未來首先要研究“知識發生了什么改變”。

美國國家學術出版社（NAP）2015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研究了1960年到2013年的SCI論文的合作者人數，發現1960年左右單獨撰寫文章的作者很多，但到了2013年多數論文由兩人或多人合著，其中由11至100位作者合著的論文數量增長近一萬倍。

半個世紀以來，論文數量以及論文的合作者數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數字上的變化表明，“知識”已呈現出爆炸式增長的趨勢，這種趨勢也改變了大學的研究方式：

首先，學術研究已越來越依賴“團隊合作”模式。現今，幾十位、上百位甚至上千位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工作呈現爆炸式增長趨勢，說明社會有越來越多大科學、大工程需要團隊合作完成。

其次，人文學、社科學的研究脫離了“書齋”式的研究模式，同樣也需要多人共同參與。

再次，現代大學的學術研究已經從過去只有“單學科”解決問題，轉變為同時出現“多學科”“交叉學科”“超學科”的研究模式。

面對現代學術研究環境和知識裂變方式發生的這些改變，王希勤認為：“這向大學管理發出了重要信號。”他強調，如何將眾多學者組織在一起進行研究，成了現代大學面臨的突出問題，所以“建立大學的現代治理體系是十分緊迫的”。

大學思維范式發生變化 突破原有“二元論”限制

信息時代大學面臨什么樣的改變？王希勤介紹，此前，西方對大學的研究邏輯是基于“二元論”的邏輯，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身”和“心”的關系。這種傳統認識論的框架認為，客觀的、物質的這些概念可以歸到“身”的范疇；主觀的、精神的這些概念則可以歸到“心”的范疇。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一位知名的哲學家——約翰·塞爾提出了新的理論，推翻了這種簡單的“二元”關系。該理論認為，“主觀的”和“客觀的”與“觀察者是誰”有關，而“精神的”和“物質的”與“觀察的對象是什么”有關，可見“物質的”不等于“客觀的”，“精神的”也不等于“主觀的”。據此，我們可以把現象分為四類：客觀的-物質的、客觀的-精神的、主觀的-精神的、主觀的-物質的。

王希勤舉例說，譬如“清華是個大學”這樣的命題，是人的判斷，屬于精神的而非物質的，但其具有客觀性，因為任何人去考察都可以得出同樣的判斷；再比如一個人感到“癢”、“疼”、“餓”，是主觀的，但卻是物質的而非精神的，因為這些信號是由身體發出的而非人腦構造出來的。

在過去，“主觀的存在”屬于“冷暖自知”，需要通過語言的表述才能讓別人知道，而語言的表述經過了個人大腦的處理，未必能保證真實，因此科學研究對這個無法驗證的領域是回避的。但是現在處于數據時代，科學家可以剝離大腦的主觀影響，通過把個體的感受用現代的傳感器技術、信息技術采集保存下來，變成大家可認證的數據，變得相對客觀，并通過量化的手段研究。

面對這種突破了“二元論”限制的研究思維模式，王希勤認為：“文科主要研究人的認知的內容，科學則研究大家都可以觀察的存在。當“主觀的存在”成為了研究對象，科學和人文或許會發生新的融合。這種融合必然會改變大學文理分家的治理模式，也會讓中華文明的優勢得以彰顯”。

大學回歸社會成為必然 大學不再僅是上層建筑亦為經濟基礎

現代大學不僅要做純凈的研究，同樣也要服務社會。當代社會中，人才是第一資源，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大學是這兩個第一的結合點。王希勤表示，大學已經不再是純粹的上層建筑，亦為經濟基礎。現代大學也不再是讓教育與生產、教育與社會、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離，大學培養的既是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

大學需要回歸社會、回歸本源，是歷史的趨勢。中國大學在回歸過程中把自己融入進了國家創新體系。王希勤認為，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定位正在發生改變。他舉例說：“在清華大學，我們深切地體會到，大學在創新體系中的定位，越來越從接近市場的那一端，逐步向接近基礎研究的一端轉移”。但是這種轉移絕對不是要讓大學重回象牙塔，而是要讓大學承擔起原始創新的責任，并且與技術孵化、產業化、商業化一起構成創新生態系統，形成新的治理體系。

中國的大學正在走向理性 經歷“公共空間”和“個人空間”的分離

王希勤在發言中表示，中國大學正在經歷“公共空間”和“個人空間”的分離。這種“分離”不僅體現在教師個體和學校之間正在從“依附關系”轉變為“契約關系”，同樣也體現在學術研究中：大學的學術評價中強調“客觀事實”，強調排除非理性的情感因素。

王希勤認為，中國大學正處在一個轉型時期，在現代治理體系構建過程中面臨很大困難，“主要在于我們的傳統和現代性之間存在張力，需要尋求辨證的統一。”王希勤在發言中舉例說：“譬如中國的文化講關系文化，而現代性則講求科學思想，要求在評價當中拿事實說話，拿邏輯說話；中國的文化重感情講義氣，而現代性則要求強化契約精神，按制度和合同辦事；還有我們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之間，當市場機制讓人才之間的收入待遇出現差距，人們還是有一些不適應。”

中國大學要走出自己的路 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

魯迅在《故鄉》里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王希勤看來，中國大學現在正在走的這條路就是一條“人走得比較多的路”，而這條路“是西方人為我們開辟的道路”。他強調：“現代大學在西方的模式下發展到一個境界，面臨很多問題。中國的教育界要引領世界，走出一條新的路。中國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要去探索，這是解鎖未來的路徑所在。”

馬克思說過“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王希勤認為，中國大學可以通過把組織“人格化”，通過梳理關系體系去思考大學的治理體系應該如何設置。

王希勤認為：“大學的關系體系是思考大學建設模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關系體系決定了大學是為誰辦的，為誰培養人。關系體系背后存在價值訴求，價值訴求決定著我們培養什么樣的人，辦什么樣的大學。多種價值訴求組成價值體系，通過規范化、制度化、契約化，最終可以得到制度體系。制度體系是管理體系的前提，在此基礎上可以構建大學的組織體系、運行體系，來服務于關系體系。管理體系決定了怎么辦大學，怎么培養人。”王希勤介紹說，這種邏輯也就是清華正在探索的治理體系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