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擁有一部手機，下載一個“蔚藍地圖”App，就可查看中國380個城市的空氣質量、河流水質、污染源等信息，監控中國9000多家企業的排污情況。

　　在公眾獲取數據不很便利的中國，馬軍利用互聯網技術繪制的污染地圖，讓公眾動動手指，就能一目了然地發現污染，并推動污染企業和政府做出改變。

　　他的“互聯網+環保”模式不僅開創了中國公眾參與環保的新局面，也為世界各國監測污染提供了樣本，追蹤和監測全球污染轉移、繪制一幅世界污染地圖不再遙不可及。

　　4月28日，馬軍的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推出“蔚藍地圖”App 最新的2.0版本。

　　“APP”為何誕生在中國?

　　中外對話： 您剛剛獲得“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這個獎給您的頒獎詞是：“在過去的中國，公眾沒有一個跟蹤和舉報工業污染的途徑，馬軍填補了這個空白”。利用互聯網，尤其是手機App來實時監控污染數據，在國際上是首創嗎? 為什么會發生在中國?

　　馬軍：在斯科爾獎頒獎典禮上，來自全球數以百計的社會企業家看到我們的“蔚藍地圖”時很驚訝。污染源的實時公開，在西方國家還沒有，中國是第一個做到的。

　　通過信息公開來改善和推動環境治理的做法，是從80年代末西方開始的，如美國和歐盟。現在的中國，對于信息公開的需求比這些國家還大，因為他們可以靠司法體系來推動環境治理，但在中國環境訴訟還很困難，所以治理污染更需要公眾的參與，需要更多信息的公開。

　　污染源實時公開的APP產品首先誕生在中國，有幾個原因：

　　其一，中國污染形勢嚴峻，民眾有更迫切的知情權需求、污染治理需求;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手段;中國環保NGO的活躍 ，推動了污染數據的信息公開進程。

　　中外對話：污染地圖改名為“蔚藍地圖”，背后的用意是什么?2.0版本有什么新特點，未來還會添加哪些功能?

　　馬軍：在2006年推出污染地圖的時候，我們希望污染地圖能夠讓大家看到污染造成的后果，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到了污染，我們希望進入到下一個層級：不僅看到污染，還要去解決污染。現在沒有比“蔚藍的天空”更能召喚更多的人來參與環保了，因為很多城市已經失去了它。“發現污染，找回蔚藍”，這是我們對新名稱的期待。

　　2.0版本在1.0版本的空氣地圖基礎上，又增加了水地圖，可查詢的實時空氣質量也由190個城市增加到380個，污染源數據由4000個企業擴展到 9000個。生活服務功能也顯著增強，除天氣預報外，還有是否需要佩戴口罩、是否適合開窗、戶外運動等生活建議。我們未來還會推動土壤監測數據公開，做成可視化的土壤地圖。

　　“App”可否為監測全球污染提供借鑒?

　　中外對話：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中國所面臨的污染問題，App模式能否為這些國家所用?另外，全球環境治理也面臨著污染轉移的風險，能不能為監測全球污染提供借鑒?

　　馬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企業家對這一產品很驚訝，也很好奇，一些人問，是否可以在他們國家開展這方面工作。一些發達國家的人也認為，他們也應該采用這種方法。有一些人很直接地說，希望我細致地告訴他們，怎樣在他們國家做這項工作，因為一些國家正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比如印度的空氣污染也很嚴重。

　　也有很多人擔心，中國加強管理之后，這些污染企業會不會轉移到他們那去，造成新的一輪污染轉移。我認為，通過這樣的信息手段，能夠建立起全球化的環境監督網絡和監測系統，無論這些企業走到哪轉移到哪，都能置于社會的監督之下，這樣將全球化生產和采購置于監督之下，防止這些企業肆意降低環境標準。

　　中外對話：您有沒有意向和他們合作?

　　馬軍：我們愿意把經驗分享給他們。當然，各國都有不同的國情。在中國，數據公開比較有限，但政府部門做了很多監測，官方有一個比較好的數據基礎，我們推動政府把這些數據公開出來。

　　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監測能力很弱，當他們沒有來自官方的一套監測數據的時候，他們該怎么去開展，就需要有一套適應本國國情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利用新的監測儀器，更多地采用民間的監測，再通過網絡關聯起來形成一個社會監測網絡。當然還包括怎么推動企業做更多的監測和披露。

　　做這樣的工作，一方面需要數據基礎，另一方面，收集這些數據要耗費很大的時間和人力成本。我們已經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收集、累積數據，這項工作是非常枯燥的。

　　IPE的生存智慧是什么?

　　中外對話：在中國來說，污染企業往往受到當地政府的保護，IPE的生存智慧是什么?

　　馬軍：智慧不敢說，但我們有幾個方面特別注意。

　　一、堅持我們的目標和使命，既然我們是一個環保機構，就要堅持以環保為使命，不被一些問題分散注意力。

　　二、在堅守原則的同時，注意所處的國情，去增進和各個利益方的信任，跨越信任的鴻溝。

　　三、加強專業性和科學性。我們是一個基于科學的、基于數據的環保機構，2006年我們做出一個決定，數據的源頭采用政府的監測數據，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數據在中國還具有敏感性，中國社會對于NGO還有一個認識的過程，當我們的工作引發一些壓力的時候，有不良信息記錄的企業跑來找我們的時候，源于政府的數據最終給了我們支撐。

　　四、不去一味追求轟動效應，完善機制，多溝通不讓各方感到意外，讓企業有動力去改進，朝正向去推動，因為我們的敵人不是企業，而是污染。

　　中外對話：近10年執著于收集污染數據推動信息公開這項工作，說您具有“阿甘精神”，介意嗎?

　　馬軍：我倒不介意，有一點確實相同，我自己很愿意去跑步，我在清華附中上學的時候，那邊實行馬約翰(John Ma)教學法，到了下午的時候，要求教室也鎖門、宿舍也鎖門，大家都得出去跑步，所以這么多年我就養成了一個跑步的習慣，雖然現在跑步的時間也有限、精力也有限，但每天還是堅持，要去跑一下。我們的工作也類似于跑步，不是一個沖刺就能完成，而是需要長期的堅持和努力才有效果。

　　馬軍個人簡介：

    中國環境NGO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1993年起在海外媒體工作，其間對中國環境和資源狀況做跟蹤研究，完成《中國水危機》一書。2000年任SCMP網絡公司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負責協調網站在華業務，組織中國報道，同時為報紙撰寫環境專稿。2002年加入博信國際咨詢公司，為在華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有關中國環境、健康和安全(EHS)相關政策和法律的咨詢服務。2004年入選耶魯大學世界學人項目(Yale World Fellows Program)，其間對中美環境管理體制作比較性研究，并向美國各界人士介紹中國面對的嚴峻環境挑戰，以及中國政府和公眾為保護環境付出的巨大努力。2005年6月回國后，繼續致力于江河生態保護的工作;同時撰寫文章，探討中國環境和資源管理體制變革方向和可行出路。2006年5月，他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民權行動者陳光誠、家電行業巨頭黃光裕以及臺灣導演李安一同被入選為美國《時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響的100人”。2006年6月，出任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和污染防治，因開發出中國第一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發布“中國水污染地圖”而被評選為2006年綠色中國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