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十二五"規劃綱要發布，提出要標本兼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通過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加強社會組織監管來加強社會組織的建設。近日召開的黨的十八大，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做出了全面部署。
如何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方式和途徑，實現政府、公民和社會組織多方共贏，成為社會各屆關注的焦點話題。
上億元資金購買社會服務，環保類項目只占很小一部分
環保NGO為何難分一杯羹?
每隔一段時間，自然之友垃圾減量項目的負責人黃毅綸就會在北京萬科星園公示居民“綠色賬戶”上的積分情況，垃圾分類好的住戶會收到獎品，包括小鏟子、用回收塑料做的玩具等，調動更多居民的積極性。
2011年9月，北京市朝陽區投資10萬元，啟動了首個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社區垃圾減量項目，項目首先在北京萬科星園社區運行。
在運行過程中，自然之友為小區建立了“綠色賬戶”，為鼓勵居民參與垃圾分類，還建立了獎勵機制，“比如在每層樓的分類垃圾桶上，都貼上了考評表格，由清潔工對各層的垃圾分類情況打分，分數計入各家賬戶，獲勝的樓層居民將會獲得環保獎品。”如今，已有705個小區家庭參與垃圾分類實踐，預計垃圾年產生量減量40噸。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將原來由政府直接承擔或通過事業單位承擔的公共服務事項，以合同方式交給有資質的社會組織(包括民營企業)完成，并根據后者提供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按照一定標準進行評估后支付服務費用，以此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
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發展迅猛。自2000年，政府購買服務于上海最先產生后，北京、深圳、廣州等地也紛紛進行了這方面的探索和實踐，領域涉及醫療衛生、教育、計劃生育、就業培訓和社區服務等諸多方面。
2010年前，北京市區兩級財政出資1億元，向社會組織購買了300項公益服務項目，2011年投入兩億元購買包括服務民生、公益服務組團、專業服務、培育發展、參與社會管理等在內的600項社會組織公益服務項目;在廣州，政府購買行為從1個街道發展到20個街道，再到135個街道……
這樣一塊大蛋糕，對于長期缺少固定經費來源的社會組織來說，無疑是一個彌補資金缺口的好機會。然而，現實“看上去并不那么美”。
2011年，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政府投入資金782萬元，向43個社會組織購買了59個服務項目。大部分都投向了助殘、養老等領域，環保類項目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些服務項目中真正意義上的環境保護類項目只有兩個，分別是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的“社區垃圾分類創新社區模式”項目和朝陽區農村地區社會工作協會的“綠色生活方式引導”項目。同樣，在北京市一級的政府購買社會服務項目中，民間環保組織獲得的項目也屈指可數。[page_break]
與養老、扶貧等其他類型的項目一樣，環保組織開展的活動同屬于公益類項目范疇，作為民間組織中最活躍的環保組織，為何不獲偏愛呢?
“這與環保部門對環保NGO參與工作的認識不足有關。”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分析，在長期的活動開展過程中，財政部門和民政部門認識到了養老等問題的重要性，并看到了社會組織在提供養老服務等領域的顯著成效。而大多數地方環保部門還沒有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意識，環保社會組織的作用也沒有那么立竿見影。“環保部門本來就是弱勢部門，財政能力不足，扶持和購買環保NGO的力度還是很有限的。”鄧國勝說。
為了能夠進一步獲取政府購買資金，一些環保NGO擴大服務范圍，跨界爭取項目。
2011年12月，上海社區公益網站發布了“普陀區曹楊新村街道安老服務項目中標公告”。根據招標公告，安老項目的主要工作內容是為老年人提供健康系列講座、防癌抗癌知識普及、家庭有機蔬菜種植項目、家庭垃圾變廢為寶手工坊、社區健康綠色廚房等活動。
奇怪的是，這個本屬于民政領域的服務內容，其中標者竟然是一家環保類非政府組織——上海綠洲生態保護交流中心。它是上海第一家經市民政局批準并正式注冊的民間環保組織。
存在同樣情況的還有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在密云縣北莊鎮開展的生態管護項目，根據“合同外包”協議規定，北莊鎮向地球村購買專業服務進行生態建設。作為任務，地球村將協助北莊鎮進行生態環境建設與維護，進行清水河管護、鎮域內的環境管理、垃圾分類和無害化處理、公路養護、生態管護員管理等工作。
對于這種變通的做法，有NGO人士提出了自己的擔憂。阿拉善基金會資助部資深項目官員郭霞曾公開表示，“(誰能分清)到底有多大的成分是基于真實的社會需求，而有多大的程度是為了購買而購買呢?”郭霞認為，沒有基于真實社會公共需求的民間組織發展和政府購買，背后的需求和動力不是來源于公眾對公共服務的真正需要，而是來源于政績和官員的需要。
鄧國勝則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的不規范，使得環保NGO與政府之間存在“打擦邊球”的現象。“項目資金必須專款專用，并不能因為是做好事，而去挪用資金。”但是，他也表示，政府部門向社會公共組織傾斜的趨勢，對雙方都是利好的，下一步就是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機制。
公共服務領域擴大，購買資金增加
環保NGO為何不熱心參與?
自然之友是國內知名民間環保組織，在垃圾前端減量、低碳家庭和社區議題上有實踐能力，在基層推廣和環境教育活動中有完備的社區工作方式。以往在進行社區推廣活動時，他們或多或少地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而這一次由政府購買的社區垃圾減量項目，在推廣實施過程中，很快就得到了小區物業和居民的認可。
“政府部門的加入，給項目的開展帶來了推動力和公信力，使得垃圾減量工作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可以說，通過這個項目，民間組織和政府取得了雙贏。”黃毅綸說。
面對政府逐步擴大公共服務領域，[page_break]
逐步增加購買資金，很多民間環保組織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積極性，記者追蹤訪問了兩家承接過政府購買項目的民間組織，他們均表示，這塊蛋糕并不那么好吃。
雖然政府購買社會服務項目盤子很大，但真正分到某個組織的錢可能很少。北京市朝陽區社會工作委員會工作人員劉定坤向記者介紹，在資金分配上，各領域沒有固定的比例，需要評審機構和專家經過層層審核后，根據資金總額和項目數量等情況，綜合考慮確定。
以江蘇省無錫市民間環保組織獲得的5個環保志愿項目為例，他們必須在一個月內細化活動內容，具體到每個月，甚至是每周、每天。無錫市環保局先期劃撥3000元作為啟動資金，一年后對項目執行情況進行評估，驗收合格后再劃撥2000元。
“這些錢對于維持民間組織正常運轉的作用微乎其微。”全球綠色資助基金會中國協調人吳昊亮表示，“政府采購對于民間組織來說，絕對不能是主要的資金來源。”
標準高且不統一，成為另一個民間環保組織獲取政府購買資金的障礙。
北京市朝陽區對征集的項目進行專業評審，根據評審結果確定最終購買的服務項目。評審主要圍繞社區需求、項目設計和執行團隊3個方面，在社區需求方面主要考慮社區需求的廣泛性、迫切性和受益人群的精準性;在項目設計方面主要考慮項目創新性、可操作性、可持續性和可復制性;在執行團隊方面主要考慮團隊的專業性、相關工作經驗和資源整合的能力。但是，劉定坤也坦言，社會組織能同時達到以上3個要求的確實很少。
在民間環保組織看來，目前政府購買的機制還有很多地方不完善。政府購買項目的負責部門人數少，一個辦公室只有幾個人，但是卻同時管理著幾十個項目，在考核項目實施效果時，評價標準存在不統一的現象。
“真正想做事的NGO拿不到錢，不想做事的NGO也拿不到錢。”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工作人員云霄飛說。因此，很多NGO的人對項目并不上心，申請就申請了，也進行相關文件的提交，但沒人真正繼續跟蹤。
此外，財務審核制度也讓習慣接受社會捐助的民間組織一時難以適應。“行政手續較為繁瑣，財務明細需要每月提交，并且要求每一筆花費進行拍照。這種方式雖然謹慎，但是對民間組織來說，缺乏適當的彈性。”黃毅綸是自然之友邀請的從我國臺灣地區來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她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管理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負責人呂植則在公共場合不止一次地“炮轟”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財務制度。“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在財務制度上不接軌，政府購買服務付款需要民間組織提供發票，而民間充其量能夠給政府提供一個贈款發票，政府不能說，‘我是購買服務的，怎么變成贈款了?’”在呂植看來，政府針對民間組織的具體條款需要改變，才能讓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變成現實。
政府拋出橄欖枝，NGO調整定位抓機遇
合作之路該如何走?
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解決資金難題，是很多國外NGO的生存手段之一，而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峰卻一直持消極態度，“雖然政府的使命與環保組織的使命頗為相同，都是服務社會，保護自然，但二者所處的地位是不一樣的，環保組織可以把產品和服務‘賣給’社會，但在很多時候，政府無法購買環保組織的服務。”[page_break]
在民間環保組織中，持同樣或相似觀點的人并不止一個，原因與民間組織自身定位有關。作為環境公共利益代言者，環保NGO接受政府資金，與自身定位以及在某些環境問題上表明立場的獨立性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沖突，這決定了民間組織必須要保持相對獨立。“NGO現在跟政府去合作的話，風險還是很大的。”一位NGO負責人私下向記者透露。
同樣，政府部門也存在類似的想法。因為摸不清一些民間組織海外援助的背景，一些政府部門不敢輕易將項目交給民間組織，而對于那些由街道或居委會牽頭辦的社會組織，則與生俱來地有信任感和親近感，雙方溝通也較為順暢。于是，一些與環保擦邊的項目，最后獲取的都是此類社會組織。
在不了解對方的情況下，猜忌和抱怨在所難免。一方面，NGO抱怨獲取信息渠道少，政府沒有將相關信息傳達到NGO中;另一方面，政府也表示不滿，說與NGO的溝通協調相對困難，項目落實不及時。
獲取信息渠道少、資質不夠、程序復雜、資金有限……盡管民間環保組織都會痛陳目前申請政府購買服務機制存在的種種弊端，但面對記者對“是否還會申請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提問時，他們都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同時，一些政府部門也表示，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的大門始終向民間組織敞開著。
“民間組織與政府建立合作的意義，不在于獲得政府資金這樣一個簡單的層面，而是通過政府購買，與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云霄飛說。一部分NGO希望通過政府購買拉近與政府的關系。
“不只是期待資金的資助，我們期待更廣泛的合作形式。”黃毅綸說出了一些NGO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