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錢方總會吹毛求疵，項目承包人總會擔心過不了關。這條定律在中國失效了科學資助機構幾乎對所有結果表示滿意；而科學家從不操心是否能兌現之前的承諾，他們總忙著寫文件，申請下一筆經費。

　　“我所了解的科學項目，都是重申報，輕結題。”資深科學家劉亦銘(化名)告訴記者，科學項目一申請到手，就肯定能通過驗收，成了中國科研界的常態。

　　缺乏認真結題驗收與科學評估的后果，就是讓申請項目等同于寫方案撈錢。“爭取經費變得比高水平成果更有吸引力，”中科院院士郭雷說，“這扭曲了科研投入的真正目的。”

　　分配經費也講“利益均沾”?

　　“如果每個項目在結題時都按照任務書中說的目標去驗收，又有多少可以結題呢?”在一篇評論中，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李俠說：“按照中國慣例，申報時轟轟烈烈，結題時草草收場，已是眾所周知的秘密。”

　　劉亦銘是中國一所著名高校的系主任，也曾是“十五”期間某國家重大項目的首席專家和相關課題的驗收者。回憶起當驗收專家的那些事兒，他頗為感慨。

　　“毫無疑問，驗收時我做不到客觀。”劉亦銘說，假如認真按課題要求去審查，大多數參與單位都沒有達到預定目標。

　　“實際上他們沒有那個能力去完成目標。在項目分派階段，我參與討論和決定，對各單位的實力是清楚的。”在劉亦銘看來，項目管理部門提出的科學目標太高，超出了國內大多數相關科研機構的實力，只有少數人能夠進行這一層次的研究。“但在分配任務時，還是得撒胡椒面，讓各個單位都能沾一點光。”

　　劉亦銘道出此中原因：“利益得擺平，不然的話有人會去告狀。做研究不行，搗亂還是可以的。”

　　首席專家和主管官員會仔細研究，做到讓有實力的機構拿到經費，也讓學界諸位都沒有意見。“實際上，一半以上的經費被用來擺平各方人馬。這種情況還算不錯的了。”

　　沒有匹配實力的單位承諾完成目標，但實際上又完不成。這種矛盾想要解決，只有靠驗收時“松松手”。

　　“我組織驗收的時候，那些做過些工作的，就算成果沒意義，也讓它過了。至多是在報告里有一兩句比較嚴厲的話。”劉亦銘說，“也有那種太差的，拿了錢什么都沒做，實在沒法讓他們通過。就因為這個，他們鬧到部里去了。”

　　官員們不希望出現通不過的情況，劉亦銘說：“這顯得他們工作沒做好完成不了課題的，你怎么把錢撥給他了呢?”

　　各種動機交匯下，順利結題也就勢所必然了。

　　只要能結題，部委可以滿足于達到所謂的世界先進的目標，主管官員和首席科學家因完成任務而松了一口氣，那些缺乏實力的研究單位得到了實惠。皆大歡喜。

　　項目驗收怪象連連

　　國內一般通過年度報告、中期和終期結題來檢查科研項目，記者不止一次聽科研工作者提到：許多驗收完全是走過場。

　　記者曾見識過一些項目的驗收：被驗收方念一遍匯報稿，例行公事般的幾次問答，被驗收方準備好了驗收結論草稿，驗收專家們稍加改動，增刪幾個定語，加上一兩句空泛的評價，大家鼓掌通過。接下來就該是融洽的聯誼活動了。

　　一位老記者經歷過更荒誕的場面：驗收專家與被驗收方坐在一起商量合適的措辭，并最終敲定一個大家滿意的稿子。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陳難先今年“兩會”期間曾發表言論，痛斥“評審書的草稿通常是由被評審的人來起草，評審專家只是在一些用詞上作些無關痛癢的修改，甚至僅僅是改改標點符號而已”。

　　“在這種生態環境下，國家錢投入得再多也是糟蹋。”陳難先感言。為此，他曾要求其主管項目的評審專家寫出自己的意見。但他的做法畢竟是個例。

　　中科院一位青年科學家告訴記者，在他們的專業圈子里，前幾年某部委資助的一個重大項目“順利結題”，被視為笑話。“項目是中國幾條大河的污染治理。驗收時說污染被成功控制，實際上大家都知道純屬忽悠。新聞里也報道說污染依舊。你拿它有什么辦法?”

　　在科研界常被譏諷的，還有幾年前的“漢芯造假”事件。“陳進為什么能通過院士參加的專家組的驗收?”記者采訪的一位老科學家曾質問，“后來這些人都怎么處理了呀?因為這里水深，就不了了之了。”

　　“假如每個評審專家都對自己評審的項目負責，那么專家會出于維護自己的信譽，做出客觀的評價。”劉亦銘說，“因為專業內部的事情，誰做得好壞，大家都很清楚。”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王貽芳也認為：“因為責任不明，專家一般也不會為難課題組。其實做得好不好，本領域科學家心里都會很清楚。”王貽芳說：“如果實行終身負責制，有科學家自己利益的約束在里面，問題會好一些。”

　　管事的怕惹事，大家都學會了“和稀泥”

　　“如果在規劃與立項時把好關，后面的問題會少很多。”王貽芳坦言，“如果我們支持的是真正的科學家，科學界求真務實的風氣就會蔚然成風;如果少借中國特色搞一些歪門邪道，多參與國際交流，按國際慣例辦事，問題就會少很多。”

　　然而，抱著相似觀點，并付諸實施的劉亦銘卻碰壁了。幾年前，在國家重大項目的立項階段，他試圖請國外專家來評估，避免中國的人情羈絆。為此，他請了行內幾位世界頂級的科學家來華。

　　“沒想到，這些科學家剛住下，就被某位院士請去吃飯。”劉亦銘笑道，“大概是想讓專家們替他的研究組說些好話。發現專家可能不會做出對他有利的結論，這位院士馬上就去告我的狀，說這些專家都是我的朋友，肯定會把經費派給我的人。”

　　院士告狀，讓主管官員感到為難，找劉亦銘商量。無奈之下，劉亦銘只好不再堅持由國外專家出具意見。

　　“我本來考慮在驗收階段也引入國外專家，但后來自然也打消了這個念頭。”在海外工作多年歸國的劉亦銘，終于感到事情沒那么容易。最終，他也成了草草驗收的專家組組長。

　　“十年前，在這個專業領域，韓國人的水平比我們低。但他們現在的實力已經超過了我們。”劉亦銘介紹說，十年間，他在韓國的同行們只經歷過三次驗收，每一次都會淘汰掉大多數參與者，政府選出少數拔尖機構進行后續支持。

　　“驗收本來可以評審出能做出好成果的機構，把資助集中在它們身上。但我們做不到。”劉亦銘感到遺憾。

　　改變這種狀況是一件難事。“這需要管事的不怕惹事。”劉亦銘說，“但現在普遍都覺得"無過就是功"，誰會去得罪人呢。”

　　國家“新政”封堵漏洞

　　怪象擺在人人眼前，卻年年依舊。驗收不力，成了管理部門必須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科技部試圖通過改革科技項目管理，強化驗收環節。

　　針對“十二五”期間的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幾個月前，科技部會同財政部發布了修訂版的《管理辦法》，其中提出的實施原則是“競爭、公開、擇優、問責”。在項目驗收方面，新《辦法》被指針對“十一五”期間暴露的兩個問題：

　　其一，由于沒有對項目驗收進行明確的規定，一些項目在驗收時未能與立項時確定的目標進行對比，進而判斷項目的完成情況;其二，原先對于項目執行期結束后仍未提出驗收申請的單位和責任人并未有相關的處理意見，導致科技部難以對項目驗收進行有效的把握。

　　新《辦法》一方面提出項目驗收應以項目批復確定的任務考核指標為依據，并將這一精神體現科技支撐計劃實施細則以及相關表格中;另一方面規定了懲罰性的措施：對項目在執行期結束后半年仍不能接受驗收的，科技部將對有關單位或責任人進行通報。

　　另外，新《辦法》明確規定了驗收專家工作流程“驗收專家應根據項目批復和課題任務書中所列出的考核指標，認真審核項目和課題自評估報告及相關材料，在聽取匯報、實地考核、觀看演示、提問質詢等基礎上，對項目和課題任務的完成情況進行評價;同時從完成成果的技術水平、與項目和課題的關聯程度、經費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對項目進行績效考核。最后，經專家組討論形成專家組意見和建議，由專家組長簽字確認。如專家有不同于專家組的其他意見，可單獨提出驗收意見。”

　　在863計劃的管理辦法中，也提出要對延期驗收嚴格管理，要求不能按期驗收的課題承擔單位應提出延期驗收的書面申請，而未通過驗收的承擔單位應在半年內完成整改，再次驗收。如未按時提出驗收申請或仍然不通過驗收的，將被記入信用記錄。

　　而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為了增強公正性，則規定各專項領導小組可以委托具備條件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對專項任務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和評估。這些改革嘗試，在多大程度上能達到滿意效果，還有待時日檢驗。因為在驗收負責方表現出的懈怠和不負責任，往往并非源于條文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