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職第二年，全國政協委員劉中民帶來了兩份提案。一份關于能源體系，一份關于東北振興。看似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卻都是圍繞創新機制問題。

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大連化物所）所長，劉中民多年致力于潔凈能源技術的開發及產業化。他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表示，以科技創新促進國家能源新體系構建，需要盡快推動能源領域國家實驗室落地。

“受體制機制所限，目前我們的科研機構沒有形成成套技術的能力。科研與產業發展‘兩張皮’的現象始終存在。”劉中民說，“我們需要全新的、從頂層設計出發的科研組織機構，將原始創新快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中國科學報》：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為何在能源領域尤為重要呢？

劉中民：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首次將我國的能源問題提到了“革命”的高度，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推進綠色發展，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打贏藍天保衛戰。

能源領域的科技創新具有多學科交叉、風險大、長期性、技術難度高等特點，需要國家集中力量，統籌規劃。我建議，應當以能源領域國家實驗室為引領，布局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聚焦能源領域重大科技問題，進行全鏈條貫通式研究，發揮引領、示范、帶動作用，系統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能效。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講話中提及建立國家實驗室，您怎么看待國家實驗室在中國科技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和角色？

劉中民：我眼中的國家實驗室，是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的核心載體，是長期支撐國家創新驅動發展的核心力量，是引領我國科技的“航空母艦”。

我們應緊密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整合全國科技創新資源，發揮社會主義制度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建成具有國家使命和擔當的國家實驗室。

我個人理解，國家實驗室側重于加強學科布局和發展方向的頂層設計，以滿足國家戰略需求為使命，著力提升戰略定位，主動站在國家層面謀劃發展，提出新概念和思想；多學科協同攻關，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從事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直到工程放大和系統集成的全鏈條貫通式研究；培育和提高解決重大科技問題、提供系統解決方案的能力，具備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

國家實驗室不僅要在重大科技前沿和戰略高技術領域積極創新，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國際合作，也應該在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科學報》：國家實驗室的體制機制探索是大家非常關注的問題，我國的國家實驗室在體制機制，以及人事、經費等具體方面面臨哪些挑戰？又該如何破解？

劉中民：目前，我國創新體系各單元發展迅速，但功能定位界定不清，缺乏核心競爭力。同質化發展、重復分散、條塊分割、多學科交叉能力較弱的問題日益凸顯。基礎前沿領域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脫節現象仍比較嚴重。國家實驗室在籌建過程中要加強頂層設計，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導向，以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部署重大科技項目，突破傳統研究所的機制體制框架束縛，提供總體解決方案。

各個創新單元優勢互補合作也是需要重點解決的機制問題。目前，各單元形成合力是困難的，甚至一個單位之內各個研究團隊都難以開展合作，這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既要發揮合作的優勢，又不能限制或削弱相關研究單元的發展，需要大膽進行體制機制的探索。

另外，如何把能源領域的最優秀人員集中在國家實驗室開展工作，也是當前急需思考的問題。可考慮在理事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的管理方式下，采用跨法人單位的“人員雙聘”，根據“雙聘”人員承擔任務情況，對取得突出成績的人員給予相應待遇支持，調動人員的積極性。

《中國科學報》：發達國家已建成一批高水平的國家實驗室，為何不能照搬它們的模式？

劉中民：除美國的國家實驗室外，德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家也都有類似國家實驗室的建制。雖然它們的模式各不相同，但這些實驗室大都建立多年，其自身也正處于謀求改革的關鍵時期。

特別是大數據和網絡通訊的發展，為科技合作提供了嶄新的形式和平臺。老的國家實驗室建制已經不再適應新時代的合作模式。現在建設國家實驗室，必須重新探索既發揮中國體制優勢，也適應時代發展的體制機制。

《中國科學報》：國家實驗室應當怎樣發揮學科交叉、綜合研究等優勢？怎樣與高校和企業的優勢資源協同整合，發揮出最大的引領作用？

劉中民：首先，國家實驗室本身的學科和方向設置既要圍繞重大任務展開，又要強調學科及交叉，考慮形成綜合研究優勢的可能性。

同時，國家實驗室應該是開放的，以國家重大項目為牽引，調動不同單位（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不同學科人員開展綜合研究。需要打破板塊壁壘和單位之間的藩籬，充分發揮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在原理創新、方法創新、技術創新等方面的作用，同時充分釋放國家政策紅利，激勵技術成果轉移轉化，引導企業、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投入到放大和示范工程建設中，促進大規模、系統性的技術示范落地。

需要通過重大項目的實施，探索建立從基礎研究到規模應用全鏈條的科技和利益銜接與激勵機制。

《中國科學報》：近日《自然》發表一項研究成果稱：“大型科研團隊多在較為成熟的前沿領域做成長性的工作，而獨立科學家或小型團隊往往專注于尚不成熟的前沿領域和真正的顛覆性創新。”這是否意味著，像國家實驗室這樣的“超大型”科研組織模式反而不利于原始創新？

劉中民：我第一時間看到了這篇論文。應該說，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義，促使大家思考如何組織研究。但令我擔心的是，該文一經發表就有部分學者直接引用其結論，開始質疑我們科研組織的合理性，為小團隊叫屈。這種對國際著名雜志的文章及其結論深信不疑的現象，值得警惕。

我個人并不完全贊同其研究結論。近期，我看到科學網的一篇博文：《自然》“小團隊”VS“大團隊”論文的誤導性分析。他指出，基于完全相同的數據，使用不同的統計指標，就可以得出“大團隊比小團隊更有創造性”和“小團隊比大團隊更有創造性”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看來這篇文章的結論有待商榷。

歷史上，做出舉世矚目創新成果的大、小團隊都很多。創新與團隊大小無關，與團隊的創新精神有關。的確，原始性、顛覆性創新思想大多來源于研究者個體，驗證新概念也不需要很多人，但從新概念走向新技術和新產品，卻一定需要合作，也更多靠大團隊內部的合作完成。

我們需要開展廣泛的探索，更需要將新概念快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現階段，我國的科研探索很多，能夠走向實用的卻很少，科研與產業發展“兩張皮”的現象仍急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