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以下簡稱《環保稅法》)正式實施，與之同步實施的是《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我國也迎來了一個新的稅種——環境保護稅，已經存在十余年的“排污費”征收將成為歷史。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夏學民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評價道，《環保稅法》是中國第一部體現“綠色稅制”的法律，該法終結了近40年的排污費制度，是我國“費改稅”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意義在于將環境資源稅收納入法治化軌道。
河南工業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河南省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譚波也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環保稅法》契合了當前國家環保法治強化的大趨勢，是科學立法的重要產物。
在此前召開的會議中，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指出，黨的十九大對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建設美麗中國作出了重大戰略部署，做好環境保護稅征收工作是稅務部門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體現。
譚波說道，該法尊重了環境保護稅本身的特點，在科學立法方面表現突出。尤其是在該法的附件中，大家可以明確看出國家立法者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就是要讓大家看到一部明白的法，附件二實現了對附件一收費標準的輔助性說明，使納稅人一看即知。
“綠色稅制”
“《環保稅法》于元旦實施，2018年很多行業應該歡呼了。”財經作家、九點學社創始人賀關武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道，在賀關武看來，《環保稅法》實現了三大創舉。第一是費改稅，污染費消失，環保稅上線;第二是稅額幅度的提升，水污染和大氣污染稅額幅度提升10倍;第三是環保稅歸地方政府所有，全部用于環保。
夏學民指出，《環保稅法》最大的亮點是依法明確了應稅污染物——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環保稅法》計稅依據有所變化，水污染物計稅范圍擴大。在計稅依據上，固體廢物和大氣污染物都保持不變，主要變化是：主要變化是適度調整了水污染物積水的依據具體規定。在具體的調整上，針對重金屬污染治理區分了重金屬和其他污染物，再按照污染物數量從大到小進行排序。將重金屬從水污染物中獨立出來進行征收，擴大了稅收的稅基。
另外，在征收主體方面也發生了改變。該法明確了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級政府在其中的稅權地位，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省級政府的稅收立法權。
在《環保稅法》第六條第二款明確規定，應稅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體適用稅額的確定和調整，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物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在本法所附《環境保護稅稅目稅額表》規定的稅額幅度內提出，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并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經由《環保稅法》而產生的法定授權，意義重大，開創了以后稅收法治尤其是涉及地方的稅種之立法授權的樣板。”譚波指出。
同時，在征收問題上，環保稅的征收有助于排除地方政府的干預。同時，環保稅法設定了很大的征收額度范圍。比如，大氣污染物的稅額幅度為1.2元-12元,水污染物的稅額幅度為1.4元-14元,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該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額。
“這實際上就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譚波說道，以京津冀為例，他們在上述兩種應稅污染物的環保稅額，按照地域進行了契合，北京市的應稅污染物的稅額都適用了最高標準，而河北省內靠近北京的地方就適用較高的標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協同，促進了區域環境污染的治理。
此外，“費改稅”實現了對原有排污費的完全取代。譚波說道，排污費征收本身可能會存在剛性不足的問題，而環保稅則保證了相關收入的制度化與規范化。“費改稅”是我國長期以來行政法治追求的目標，尤其是在目前實現全面稅收法定的情況下，環境保護稅出臺并取代了排污費，使得稅收的法定化又補強了一項短板，意義非同一般。
賀關武說道，有了標準，有法可依，依法納稅。以前是收費，現在是納稅，納稅就變成了義務。
“對于政府來說，《環保稅法》的實施擴大了稅基;其次，實施分類管理有利于政府進行征收征管;最后征收主體的改變，改善了政府職能的實施，避免了各部門之間行政職能的錯亂。”中研普華研究員許俊龍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道。
譚波認為《環保稅法》對企業來說意義重大。“對企業來說，環境保護稅并不是要絕對增加企業的負擔，而是要引導企業去少排放，如果企業響應該法的立法精神，就可以獲得少繳稅的待遇，也實現了自身的社會責任。”
完善配套
需要注意的是，國務院發布的《關于環境保護稅收入歸屬問題的通知》稱，為促進各地保護和改善環境、增加環境保護投入，國務院決定，環保稅全部作為地方收入。
在賀關武看來，環保稅征稅收錢不是目的，目的是督促企業的現代化升級，而不要把收稅當成第一要務，稅收集中起來，當地政府再去治理污染，這個難度其實很大的，多了中間環節，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同時，許俊龍還提到，由目前來看《環保稅法》相對偏保守，只在總體上平移了原有排污費的負擔，改革力度不足。原排污費行之無效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征收標準偏低，遠低于排污企業的污染治理成本。目前新執行的稅法，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另外，許俊龍認為，《環保稅法》制定了環境保護稅稅額上限，并沒有給與地方政府更高的稅率空間，地方政府根據當地情況進行適當調整，靈活性不高。
譚波認為，就目前《環保稅法》的執行過程而言，主要還是目前該法中所設定的環保稅的稅額還比較低，如果一些企業不在乎環保稅的繳納，就不能充分實現對地方環境污染的遏制，而某些地方政府經濟發展還是有很大的沖動，不能扭轉傳統的粗放型發展理念，一些省級單位可能對地方環境稅額定得不高，同時環境監管的執法力度也需要強化，有些地方監管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可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如此一來，依然有可能造成征稅不利的局面，從而弱化了開征環保稅的意義。那么，建立一套完善的稅收監管使用機制，怎么去收、如何引導、怎么監管、怎么使用，對政策的實施者就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譚波就此建議道，怎樣通過一些具體的機制斷絕地方政府通過污染環境來發展經濟的思路，同時強化環境監管人員的執法責任，這樣才能使《環保稅法》真正落地。
“《環保稅法》是屬于大行業的法律政策，后續需要細化各方面具體政策和征管措施。”許俊龍認為，一方面，對地方的權限需要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進行細化;另一方面，做好稅收征管準備工作，包括建立稅務與環保工作配合機制、調試征稅信息系統、交接納稅人資料、建立信息交換平臺等。
值得一提的是，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四種應稅污染物，由于計稅依據即稅基有別于其他稅種，其計量工作具有很強專業性，環境保護稅征收管理因此必然較為復雜。
許俊龍認為，關鍵還是在于大幅提升有關部門的污染物監測能力。環保稅法明確規定，稅務機關和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建立工作配合機制。環保部門必須加大投入，以適應環保稅征收要求。
夏學民建議道，《環保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施行后，相關業務亟待跟上。應積極發展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包括環境檢測、污染治理、涉稅籌劃與服務、智慧納稅信息平臺建設等，為納稅人提供更專業更優質的服務。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夏學民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評價道，《環保稅法》是中國第一部體現“綠色稅制”的法律，該法終結了近40年的排污費制度，是我國“費改稅”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意義在于將環境資源稅收納入法治化軌道。
河南工業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河南省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譚波也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環保稅法》契合了當前國家環保法治強化的大趨勢，是科學立法的重要產物。
在此前召開的會議中，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指出，黨的十九大對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建設美麗中國作出了重大戰略部署，做好環境保護稅征收工作是稅務部門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體現。
譚波說道，該法尊重了環境保護稅本身的特點，在科學立法方面表現突出。尤其是在該法的附件中，大家可以明確看出國家立法者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就是要讓大家看到一部明白的法，附件二實現了對附件一收費標準的輔助性說明，使納稅人一看即知。
“綠色稅制”
“《環保稅法》于元旦實施，2018年很多行業應該歡呼了。”財經作家、九點學社創始人賀關武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道，在賀關武看來，《環保稅法》實現了三大創舉。第一是費改稅，污染費消失，環保稅上線;第二是稅額幅度的提升，水污染和大氣污染稅額幅度提升10倍;第三是環保稅歸地方政府所有，全部用于環保。
夏學民指出，《環保稅法》最大的亮點是依法明確了應稅污染物——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環保稅法》計稅依據有所變化，水污染物計稅范圍擴大。在計稅依據上，固體廢物和大氣污染物都保持不變，主要變化是：主要變化是適度調整了水污染物積水的依據具體規定。在具體的調整上，針對重金屬污染治理區分了重金屬和其他污染物，再按照污染物數量從大到小進行排序。將重金屬從水污染物中獨立出來進行征收，擴大了稅收的稅基。
另外，在征收主體方面也發生了改變。該法明確了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級政府在其中的稅權地位，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省級政府的稅收立法權。
在《環保稅法》第六條第二款明確規定，應稅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體適用稅額的確定和調整，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物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在本法所附《環境保護稅稅目稅額表》規定的稅額幅度內提出，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并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經由《環保稅法》而產生的法定授權，意義重大，開創了以后稅收法治尤其是涉及地方的稅種之立法授權的樣板。”譚波指出。
同時，在征收問題上，環保稅的征收有助于排除地方政府的干預。同時，環保稅法設定了很大的征收額度范圍。比如，大氣污染物的稅額幅度為1.2元-12元,水污染物的稅額幅度為1.4元-14元,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該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額。
“這實際上就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譚波說道，以京津冀為例，他們在上述兩種應稅污染物的環保稅額，按照地域進行了契合，北京市的應稅污染物的稅額都適用了最高標準，而河北省內靠近北京的地方就適用較高的標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協同，促進了區域環境污染的治理。
此外，“費改稅”實現了對原有排污費的完全取代。譚波說道，排污費征收本身可能會存在剛性不足的問題，而環保稅則保證了相關收入的制度化與規范化。“費改稅”是我國長期以來行政法治追求的目標，尤其是在目前實現全面稅收法定的情況下，環境保護稅出臺并取代了排污費，使得稅收的法定化又補強了一項短板，意義非同一般。
賀關武說道，有了標準，有法可依，依法納稅。以前是收費，現在是納稅，納稅就變成了義務。
“對于政府來說，《環保稅法》的實施擴大了稅基;其次，實施分類管理有利于政府進行征收征管;最后征收主體的改變，改善了政府職能的實施，避免了各部門之間行政職能的錯亂。”中研普華研究員許俊龍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道。
譚波認為《環保稅法》對企業來說意義重大。“對企業來說，環境保護稅并不是要絕對增加企業的負擔，而是要引導企業去少排放，如果企業響應該法的立法精神，就可以獲得少繳稅的待遇，也實現了自身的社會責任。”
完善配套
需要注意的是，國務院發布的《關于環境保護稅收入歸屬問題的通知》稱，為促進各地保護和改善環境、增加環境保護投入，國務院決定，環保稅全部作為地方收入。
在賀關武看來，環保稅征稅收錢不是目的，目的是督促企業的現代化升級，而不要把收稅當成第一要務，稅收集中起來，當地政府再去治理污染，這個難度其實很大的，多了中間環節，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同時，許俊龍還提到，由目前來看《環保稅法》相對偏保守，只在總體上平移了原有排污費的負擔，改革力度不足。原排污費行之無效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征收標準偏低，遠低于排污企業的污染治理成本。目前新執行的稅法，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另外，許俊龍認為，《環保稅法》制定了環境保護稅稅額上限，并沒有給與地方政府更高的稅率空間，地方政府根據當地情況進行適當調整，靈活性不高。
譚波認為，就目前《環保稅法》的執行過程而言，主要還是目前該法中所設定的環保稅的稅額還比較低，如果一些企業不在乎環保稅的繳納，就不能充分實現對地方環境污染的遏制，而某些地方政府經濟發展還是有很大的沖動，不能扭轉傳統的粗放型發展理念，一些省級單位可能對地方環境稅額定得不高，同時環境監管的執法力度也需要強化，有些地方監管部門在執法過程中可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如此一來，依然有可能造成征稅不利的局面，從而弱化了開征環保稅的意義。那么，建立一套完善的稅收監管使用機制，怎么去收、如何引導、怎么監管、怎么使用，對政策的實施者就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譚波就此建議道，怎樣通過一些具體的機制斷絕地方政府通過污染環境來發展經濟的思路，同時強化環境監管人員的執法責任，這樣才能使《環保稅法》真正落地。
“《環保稅法》是屬于大行業的法律政策，后續需要細化各方面具體政策和征管措施。”許俊龍認為，一方面，對地方的權限需要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進行細化;另一方面，做好稅收征管準備工作，包括建立稅務與環保工作配合機制、調試征稅信息系統、交接納稅人資料、建立信息交換平臺等。
值得一提的是，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四種應稅污染物，由于計稅依據即稅基有別于其他稅種，其計量工作具有很強專業性，環境保護稅征收管理因此必然較為復雜。
許俊龍認為，關鍵還是在于大幅提升有關部門的污染物監測能力。環保稅法明確規定，稅務機關和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建立工作配合機制。環保部門必須加大投入，以適應環保稅征收要求。
夏學民建議道，《環保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施行后，相關業務亟待跟上。應積極發展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包括環境檢測、污染治理、涉稅籌劃與服務、智慧納稅信息平臺建設等，為納稅人提供更專業更優質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