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世界級的科研儀器設備消費市場，與其中國企業的市場占有率極不相稱，大多科研儀器設備都被外國品牌所壟斷。核心技術源自國外、利潤攤薄，這是當前很多工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面臨的難題，從另一方面看，擁有創新能力技術創新的大學等科研機構的科研成果卻又落地難，產研結合間的矛盾突出。
近日，筆者隨“粵造粵強——廣東創新驅動、智能制造”網絡采訪活動走入廣州、佛山、東莞、深圳等城市，在當地了解到，目前智能裝備制造業已經成為各地主要發展方向之一，工業機器人制造公益日臻成熟，但整體來看，核心技術與國際相比仍有差距，加速科研成果轉化，培育核心競爭力勢在必行。
走出校園的科研人員
“我現在是雙重身份，走上講臺，我就是大學里的教授，走出學校，我又是企業的研發副總。”廣州工業大學教授蔡念與他的團隊參與到廣東一家精密測控企業的創辦于研發中，在企業中擔任研發副總。目前，該企業的研發團隊已經申請專利100余項，將核心產品的自主知識產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蔡念以其團隊的成果參與到企業的創辦與運營正是當前產學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共建合作。校企通過共建研發中心、實驗室等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稍有不同的是，蔡念和他的團隊并非通過實驗室參與到企業研發，而是直接構成了企業研發的核心力量，相較于一般形式的研發機構共建，在聯系上更加緊密。
事實上，當前大學以及相關機構的科研人員參與到企業建設甚至自己創辦的企業的不再少數，不少地方也對這種行為做了不同承度的政策上的支持，寓教于“工”也成為部分導師的教學方式之一。
但也有不少業界人士對此持不同意見。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部長陳東敏早前接受筆者就表示：不能靠大學教授“下海”促科研成果轉化，在他看來，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創業，大學老師并非天生的創業者，很多人并不具備商業思維；另一方面，做企業會分散相當的精力，或多或少會對本身工作產生一定影響。
“可以在校園內培養一批既具有一定的科研基礎，又有商業思維的年輕人去創辦公司，以促進研究成果的落地。”陳東敏的建議。
但在蔡念看來，做學術和做企業的雙重身份實際上并不會對他造成太多困擾，“這兩者之間并不相悖，他們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關系而非非此即彼。”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樣創業一方面可以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反哺科研進程。“在企業創新過程也會給科研提出自己的需求，給科研明確方向，避免無用功。”
“我們一個成果都要花上幾年乃至十幾年的時間，總不能辛辛苦苦做完了就束之高閣啊。”蔡念感慨到。
做好實驗室與市場的“中介”
除了研究人員“下海”，項目合作以及科研平臺共建也是產研合作的重要方式，在這其中，政府部門一直扮演著“牽線搭橋”的角色。“當前在科技成果的市場轉化上，政府參與得過深，而且參與時間長。”在陳東敏看來，現在政府做得是全方位的倡導型服務，一旦政府退出，科研成果與企業之間聯系就有可能“斷鏈”。
據了解，在國外，政府機構通常意義上扮演著規范制定者與監管者的角色，由社會化的機構在企業于科研機構中間“穿針引線”。在我國，現階段社會組織（機構）發展還有所欠缺，仍需政府在承擔這樣的責任。
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讓市場的力量進入產研合作“閉環”的重要性。“這幾年我們在創新上的財政投入增速非常大，但政府投入不可能無限制地增長，要靠社會資本。”廣州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副巡視員石鵬飛介紹，廣州市將要成立50億轉化資金，要用轉化資金帶動社會資本進入到創新領域中去，彌補資金不足的短板。
早在2016年，廣州就曾創立該市首個公司制模式的引導基金——廣州市工業轉型升級發展基金有限公司，以15億元政府引導基金撬動了360億元金融資本，并引向實體經濟，此番50億轉化基金無疑將進一步促進社會資本參與到科研成果轉化中來。筆者也從當地制造業企業了解到，他們的當前用于研發、創新以及“機器換人”的資金來源很多樣，政府補貼只是其中一部分
“政府更應該在建立市場規則、制定市場法規上發力，完善整個創新成果轉化的業態。”陳東敏表示。
成果轉化上的“拿來主義”
社會資本的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同時，也增強了市場的活力，但從根本上講，衡量一家企業、一個城市的自主創新能力的標準還在于其科研力量的多寡，不少產業基礎良好的地方在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有良好的產業基礎，有龐大的市場，”佛山市委副書記、市長朱偉接受采訪時指出，佛山沒有太多知名大學，目前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所以要加強產學研合作。沒有數量眾多的科研機構怎么辦？將別人的成果拿來直接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朱偉將這種方式總結為成果轉化的“拿來主義”。
筆者在東莞市松山湖國際機器人基地看到，不少高新技術企業的中間科研力量都來自其他地域的大學與科研機構，包括大疆、固高在內的一批行業內知名企業，創始科研力量就大多源自香港等創新高地。據基地負責人介紹，越來越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入駐了這里，集聚效應已經形成。
這種“拿來主義”固然對于當前眾多擁有產業基礎與產銷渠道的工業城市轉型有相當的借鑒意義：但不容忽視的是，科研成果以及人才的引進非易事，需要有多方面的考量。
“引進成果、成果轉化，人才是關鍵。”廣東省工業技術研究院機電工程研究所所長吳智恒告訴筆者，如何吸引人次又如何留住他們是每個地方都需要考慮的問題。他為此總結了三個詞：“信心”、“希望”、“保障”。
“要讓人才看到你這個企業、這個城市有發展潛力，最起碼要又發展向上的勁頭，這是信心；希望就是讓他們能看到科研項目落地后成功的可能性，不是為了落地而落地；保障則是個人待遇問題，無后顧之憂才能放手去干。”吳智恒表示。
一個行業的發展需要內生動力，也需要向外“借力”，一個城市更是如此，在具備“打鐵自身硬”的條件的同時，要“借力”，更要留住“力”，如何借？又如何留？考量的是一個城市“內功”。
近日，筆者隨“粵造粵強——廣東創新驅動、智能制造”網絡采訪活動走入廣州、佛山、東莞、深圳等城市，在當地了解到，目前智能裝備制造業已經成為各地主要發展方向之一，工業機器人制造公益日臻成熟，但整體來看，核心技術與國際相比仍有差距，加速科研成果轉化，培育核心競爭力勢在必行。
走出校園的科研人員
“我現在是雙重身份，走上講臺，我就是大學里的教授，走出學校，我又是企業的研發副總。”廣州工業大學教授蔡念與他的團隊參與到廣東一家精密測控企業的創辦于研發中，在企業中擔任研發副總。目前，該企業的研發團隊已經申請專利100余項，將核心產品的自主知識產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蔡念以其團隊的成果參與到企業的創辦與運營正是當前產學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共建合作。校企通過共建研發中心、實驗室等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稍有不同的是，蔡念和他的團隊并非通過實驗室參與到企業研發，而是直接構成了企業研發的核心力量，相較于一般形式的研發機構共建，在聯系上更加緊密。
事實上，當前大學以及相關機構的科研人員參與到企業建設甚至自己創辦的企業的不再少數，不少地方也對這種行為做了不同承度的政策上的支持，寓教于“工”也成為部分導師的教學方式之一。
但也有不少業界人士對此持不同意見。北京大學科技開發部部長陳東敏早前接受筆者就表示：不能靠大學教授“下海”促科研成果轉化，在他看來，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創業，大學老師并非天生的創業者，很多人并不具備商業思維；另一方面，做企業會分散相當的精力，或多或少會對本身工作產生一定影響。
“可以在校園內培養一批既具有一定的科研基礎，又有商業思維的年輕人去創辦公司，以促進研究成果的落地。”陳東敏的建議。
但在蔡念看來，做學術和做企業的雙重身份實際上并不會對他造成太多困擾，“這兩者之間并不相悖，他們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關系而非非此即彼。”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樣創業一方面可以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反哺科研進程。“在企業創新過程也會給科研提出自己的需求，給科研明確方向，避免無用功。”
“我們一個成果都要花上幾年乃至十幾年的時間，總不能辛辛苦苦做完了就束之高閣啊。”蔡念感慨到。
做好實驗室與市場的“中介”
除了研究人員“下海”，項目合作以及科研平臺共建也是產研合作的重要方式，在這其中，政府部門一直扮演著“牽線搭橋”的角色。“當前在科技成果的市場轉化上，政府參與得過深，而且參與時間長。”在陳東敏看來，現在政府做得是全方位的倡導型服務，一旦政府退出，科研成果與企業之間聯系就有可能“斷鏈”。
據了解，在國外，政府機構通常意義上扮演著規范制定者與監管者的角色，由社會化的機構在企業于科研機構中間“穿針引線”。在我國，現階段社會組織（機構）發展還有所欠缺，仍需政府在承擔這樣的責任。
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讓市場的力量進入產研合作“閉環”的重要性。“這幾年我們在創新上的財政投入增速非常大，但政府投入不可能無限制地增長，要靠社會資本。”廣州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副巡視員石鵬飛介紹，廣州市將要成立50億轉化資金，要用轉化資金帶動社會資本進入到創新領域中去，彌補資金不足的短板。
早在2016年，廣州就曾創立該市首個公司制模式的引導基金——廣州市工業轉型升級發展基金有限公司，以15億元政府引導基金撬動了360億元金融資本，并引向實體經濟，此番50億轉化基金無疑將進一步促進社會資本參與到科研成果轉化中來。筆者也從當地制造業企業了解到，他們的當前用于研發、創新以及“機器換人”的資金來源很多樣，政府補貼只是其中一部分
“政府更應該在建立市場規則、制定市場法規上發力，完善整個創新成果轉化的業態。”陳東敏表示。
成果轉化上的“拿來主義”
社會資本的促進科研成果轉化的同時，也增強了市場的活力，但從根本上講，衡量一家企業、一個城市的自主創新能力的標準還在于其科研力量的多寡，不少產業基礎良好的地方在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有良好的產業基礎，有龐大的市場，”佛山市委副書記、市長朱偉接受采訪時指出，佛山沒有太多知名大學，目前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所以要加強產學研合作。沒有數量眾多的科研機構怎么辦？將別人的成果拿來直接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朱偉將這種方式總結為成果轉化的“拿來主義”。
筆者在東莞市松山湖國際機器人基地看到，不少高新技術企業的中間科研力量都來自其他地域的大學與科研機構，包括大疆、固高在內的一批行業內知名企業，創始科研力量就大多源自香港等創新高地。據基地負責人介紹，越來越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入駐了這里，集聚效應已經形成。
這種“拿來主義”固然對于當前眾多擁有產業基礎與產銷渠道的工業城市轉型有相當的借鑒意義：但不容忽視的是，科研成果以及人才的引進非易事，需要有多方面的考量。
“引進成果、成果轉化，人才是關鍵。”廣東省工業技術研究院機電工程研究所所長吳智恒告訴筆者，如何吸引人次又如何留住他們是每個地方都需要考慮的問題。他為此總結了三個詞：“信心”、“希望”、“保障”。
“要讓人才看到你這個企業、這個城市有發展潛力，最起碼要又發展向上的勁頭，這是信心；希望就是讓他們能看到科研項目落地后成功的可能性，不是為了落地而落地；保障則是個人待遇問題，無后顧之憂才能放手去干。”吳智恒表示。
一個行業的發展需要內生動力，也需要向外“借力”，一個城市更是如此，在具備“打鐵自身硬”的條件的同時，要“借力”，更要留住“力”，如何借？又如何留？考量的是一個城市“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