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曝出這類企業肆無忌憚排放，甚至涉及造假、忽悠監管的新聞，都會有人呼吁加大處罰力度，干脆把企業罰得傾家蕩產。很多時候，環保部門官員也在積極附和嚴罰企業的呼吁。筆者以為，至少就此事而言，嚴罰涉事企業固然需要，卻不免忽略了更為緊要和關鍵的問題。
在環保數據上做文章，造假成本很低，只要不被發現，收益卻很大，污染企業可以借此騙取國家補貼，少繳排污費，規避潛在的審批和處罰。企業規避生產經營成本和管制成本，有著天然的動力，要遏制企業排污，僅從道德、社會責任層面發表譴責，除非企業已經成長為那種需要顧忌品牌美譽度的公眾企業，否則并不具備太大意義。
這起報道以《在線監測形同虛設“國字頭”企業也造假》為題，傳達出的潛在觀點是，“國字號”企業(央企)不該造假。這是一種一廂情愿的奢望。對于一些生于斯長于斯的民營企業家來說，反倒可能出于對家鄉父老的道義責任而約束企業排污。而央企或外企，投資、業務關系復雜，多層級管理的立足點仍將基于利潤。無分國內還是國外，很難見到將內部業務管理中將環保責任放在利潤指標之上的企業案例。因此，央企或外企的子公司、低層級業務分部是否造假，是否守法履行減排責任，只能有賴于監管執法，而不能寄望于央企因為是“國字號”企業而多一份自覺。
一些地方庇護污染企業，動機也不難理解，污染企業的排放未必對所在地形成過大影響，而是通過跨區域河流等空間擴散到其他地方，但污染企業帶來的產值和稅收卻留在了所在地。
在當前階段，加大環保監管力度，最重要的是改善監管部門的執行力，擴大監管執法的覆蓋面并增強其威懾性，增加企業主體抗拒或逃避合法監管的風險成本和技術難度。但在報道中，人們讀到的是，許多企業“從容”長期造假的事實，并因此“摸到了自動監測設備的采樣規律”。也就是說，污染在線監測網絡投入使用的同時，許多地方的環保監管并沒有隨之配套加強，有關方面而是“很傻很天真”的相信在線監測網絡就可以“搞掂”一切。
報道還稱，在線監測設備生產運營商的資質先需通過環保部審批，再經地方環保部門審核招標后，由排污企業自行選擇與其合作。這種合作方式決定了污染企業成為了在線監測設備的“衣食父母”，很難想象后者會冒著犧牲利潤、訂單的風險，去跟污染企業嚴格較真。設計出這樣一套在線監測網絡運營和管理體系的環保部門顯然難辭其咎。
報道開篇就指出，在線監測網絡已經耗費了中央和地方財政多達百億元投入。如此驚人的巨額投入，換來的卻是一個可以被企業輕而易舉找到“后門”和BUG的監測網絡。企業不僅“已經摸到了自動監測設備的采樣規律”，“在測量間歇大量偷排超標污水”，類似的造假手段還包括“在設備采樣管上私接稀釋裝置，甚至直接拔掉采樣探頭、斷開采樣系統，致使監測設備采集不到排放的真實樣品”，等等。國家和地方各級環保部門作為在線監測設備審批和審核招標者的環保部門，究竟是多么馬虎的履職，才會造成而今的尷尬呢?
在筆者看來，企業對在線監測數據動手腳的公然造假現象高發，各級紀檢監察、審計、財政部門需要對環保部門在其中的履職進行評估。如上所述，環保部門至少存在執法監管督促不力、在線監測網絡程序和制度設計不嚴密、設備審查和招投標履職效率低下三方面責任，從而讓在線監測網絡從監控污染的末梢，幾乎變成了純粹的擺設，各級財政為之投入的百億元資金有白白打水漂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