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賣家賣劇毒化學品。
記者調查發現學生采購實驗室毒物存在便利 相關部門坦言監管有難度
隨著朱令案、黃洋案的發生，高校化學用品到底存在哪些安全和監管隱患?
記者調查發現，雖然高校實驗室、藥監部門已經制定了各項規章制度，但高校實驗室里的有毒、有害物質并非與世隔絕。從采購到使用再到監管，實驗室里的大學生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很多時候，學生只是通過自律，守住不害人的道德底線。
與此同時，記者發現，一些藥品市場同樣魚龍混雜;網店只要點擊鼠標，有毒藥品就可以送貨上門，在不規范的門診部、藥店同樣可購買藥品……
誰來完善規章制度，與現存漏洞斗智斗勇?有毒物監管方面，高校實驗室和藥監部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近日，哈爾濱一所高校對桶裝水緊急叫停，為防止投毒下了“禁止令”——桶裝水不可進宿舍樓。
實驗室毒物
“順手牽羊”有太多機會
事實上，哈爾濱高校的擔憂并非不無道理。獲取高校實驗室的化學用品，有不少可乘之機。
廣州某高校公共衛生學院研究生杜林(化名)，因專業實驗需求與實驗室瓶瓶罐罐朝夕相處，對各種實驗用品運用得心應手。
作為業內人士，杜林對各類實驗用品自然耳熟能詳，出于本能就可輕易分辨出不同試劑，然而，還是有多種溶劑無色無味“與水差不多”，識別之時，她也犯難，更別提普通民眾。
甲醇就是其中一種，“外觀與水沒有差別，氣味也不明顯。”危害卻讓人望而生畏，“誤食易導致失明。”杜林對不同有毒化學用品的影響爛熟于心，而甲醇的“副作用”在眾多劇毒中只是“小巫見大巫”。
另一所高校的化學系畢業生黃良(化名)直截了當地概括——實驗室用品除了水其它幾乎都有毒性，有些還是劇毒。但他早已司空見慣。
黃良做的是無機實驗，接觸這些“毒物”，從最初的第一學期每次實驗4小時，到后來的6小時，有時為等待反應需要“一天一夜”，他有許多單獨做實驗的時間，如果真想順手牽羊，他說“有太多機會”。
置身“毒物”之中，黃良、杜林知道如何采取嚴密的自我保護措施。相較而言，這些化學用品，從采購到使用再到監管卻顯得有些輕率。
我的藥品我做主
毒物自購自帶自用一路通
按照相關規定，高校在購買安全管制化學用品時，需要向有關部門備案。事實上，這樣的條文仍有漏洞可鉆。杜林感覺，這些監管在廣州亞運會期間管理很嚴，需要按部就班。但現在，卻成了“我的藥品我做主”。
一份給導師的化學用品實驗需求書面報告，不需向學校或實驗室備案登記，打一通給藥品公司的電話，相關藥品就會如期而至，還可享受月結付款的優待，如此輕而易舉，杜林解釋其理由是“關系熟”，這時，相關規定并沒有多少效力。
黃良也深有同感，與導師打招呼，就可自行購買需要的實驗用品，哪怕是具有毒性的化學用品，然后憑發票報銷。他坦言，“如果多買了自用而不報銷，導師同樣無從知曉。”
唯一的數據留底只在藥品公司。化學用品的使用同樣沒有執行嚴格的記錄，杜林通常只需記錄自己實驗過程中的用量。同時也沒人檢查。事實上，這些化學用品用多用少，如何使用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與此同時，實驗室學生多、設備少，出現僧多粥少的現狀，杜林很多實驗需要到公共實驗室操作，這時，實驗化學用品學生需自帶。人多混雜，雖有視頻監控，但將化學用品偷梁換柱或順手牽羊而不被察覺，在杜林看來“完全有可能”。公共實驗室的管理老師主要負責設備的維護，對于化學用品的管理，他們心有余而力不足。
杜林笑稱，要將化學用品帶出實驗室也是“一路通，沒有關卡”。他舉例說，反應后的產物需要拿到相隔幾百米外的化驗樓檢驗，就算設卡也可順利通過。
杜林半開玩笑地總結，試劑用品自己訂，自己用，如果真是別有用心想害人，“也是輕易可投放。”對于這類專業人士，他們懂得如何使用而不易察覺。真想害人可操作于無形中。
“化學用品的隱患多，是否用來做壞事全憑自律。”杜林解釋道，老師課題多，做實驗學生多，而每個老師課題又各不相同，如果化學用品事無巨細都需通過實驗室，實驗效率大打折扣，同時也不現實。
以杜林為例，她一個月需用到七八瓶試劑，一個系本碩博人數約近百人，幾乎一個月要用近千瓶試劑，而藥類學院用量更大。
市場混亂
輕點鼠標可買黃曲霉素
高校之外，網上也可買到有害化學藥品。黃曲霉毒素B1，高致癌物質，肝癌和食道癌的元兇;氯化鋇，A級無機劇毒物，食用2~3克致死，其溶液為有毒的無色透明液體……這類高危化學用品，輕點鼠標便可送貨上門。
淘寶上，名叫“醫用化學××××”的賣家正在賣氯化鋇溶液。店主信誓旦旦，“我父親從事化工行業二十幾年，有實體店和公司，質量保證。”店主透露，直接從廠家拿貨，購買也不需要備案。目前，她已成交幾十筆。
當然，店主也有她經商的“無奈”，淘寶不允許賣這類管制藥品，她說，淘寶有時候會查，但目前還沒有，查到會責令刪除商品。
“我的商品剛被解封。”店主催促記者快下單購買，“可能過幾天您又看不到了。”此外，店主還告知，貨品運輸走公路，包裝密封性很好，以打消記者的擔憂。
線下的實體藥店、診所進行的暗箱操作情況則如何?吳清(化名)多年從事醫療工作曾在一家門診部供職，該門診部就利用其與藥品公司的熟人關系，購買這類精神、麻醉藥品，因其操作不規范，給病患開具處方提供的是“原始的手寫版”，而病患沒有要求醫生再出具處方證明的意識，藥房收取處方后，病患便無憑據，一旦出現問題，便無據可查。
自身安全存隱患的同時，這類藥品用于害人也可無形，“摻入其他食物中，同樣無色無味。”吳清說。
監管存困境
技術不成熟難管實驗室
那么這類在漏洞、夾縫中橫行的“毒物”如何讓其現身，在陽光下使用?監督部門如何治理呢?
廣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向本報記者透露，采購教學、科研用毒性藥品，需要向食藥監提出申請，食藥監重點考察其依據、用量及實驗室規章制度，而決定是否同意批復。得到批復的科研單位才可向指定部門購買。
中山大學設備與實驗室管理處科長趙艷娥也向本報記者介紹，教師有藥品需求，需要經過學院、學校、有關部門備案等層層審批，“制度嚴格”。
采購完成后，相關部門還要求科研單位有專門保險柜存放毒性藥品;雙人雙鎖兩人互相監督;專賬管理，詳細記錄購買量、使用量、流向等，以便食藥監核實審查。食藥監表示，制度上規避了風險，但“不否認存在虛假報告的可能”。
與此同時，相關部門也承認，在高校管理和執法難度很大，同時高校不像藥廠批量、規范生產使用，高校更像單兵作戰，每次采購毒性用品一支、兩支，監管難度大，如果學生思想上真出現放松，事故發生的可能性較大。而上海投毒案，也給食藥監提了個醒。
趙艷娥也向本報記者介紹，目前技術不成熟，門禁、安檢等檢測不出學生是否攜帶了有毒藥品離開實驗室，如果學生思想出現偏激真是“防不勝防”。
對于高校繞過食藥監自行購買有毒藥品的行為，相關部門指出其是“違法行為”，也是下一步打擊的重點。
而市場泛濫非違規出售易制毒品及其他麻醉、精神類藥品，也令食藥監頭痛，這類非法藥店善于鉆漏洞，食藥監在與其斗智斗勇中也看到其狡猾之處，有關部門同樣也將其列為打擊重點。
事實上，網絡上銷售有毒藥品不被允許，網絡銷售的有毒藥品，一般是由賣家網絡所在地的食品藥品監督局負責處理。各地還需要更多的通力合作。
